鉴于家庭生产的隐秘性、鉴于家庭在人口再生产方面的独特功能，政府的作用不是对家庭事务大包大揽，而是要拿捏好干预的分寸，让家庭享有最高的自主权，在充分宽松、自由、愉悦的环境中完成“种的蕃衍”。如果把自由看作发展，那么家庭发展就是家庭选择权、选择范围的扩大，如家庭规模的选择、家庭投资（包括人力投资和物质投资）和消费的选择，等等。政府的家庭发展政策应该追求家庭自由、宽容和福利的增加，有所为、有所不为，像曾经对待企业改革一样，大道至简、大胆放权。
（李通屏）
◎评论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的主题。亚当·斯密在其举世闻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到，政府的角色在于“守夜人”，政府的职能有三个：一是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也即保护人民，防止外侮；二是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负或压迫，也即保护个体，防止侵权；三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20]。换而言之，就是政府的职责应当控制在国防、司法以及提供某些公共物品这三个领域，其他的事务应当交与市场，也即后人归纳的“小政府、大市场”[21]。
文章《家庭发展、企业运行与市场中的政府》将政府的边界问题引入人口控制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中，指出政府对家庭生育选择的过度干预，既伤害家庭功能，又压缩企业利润，实质上是限制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在我国尚未放开“二孩”政策的时代背景下，论文的结论和建议颇具前瞻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该文的现实背景则是我国人口红利趋于消弭，独生子女政策是否应该松绑已引起广泛议论。该文从三部门（家庭、企业、政府）三市场（要素市场、金融市场、产品市场）模型出发，分析了家庭、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互动及其所构成的经济循环。紧接着从贝克尔家庭生产函数引出家庭效用函数，介绍了贝克尔家庭养育模型里的中心议题：孩子是家庭通过将自己的时间与生育孩子所需的市场商品结合在一起而“生产”出来的一种特殊商品，同时，家庭效用的高低取决于孩子数量、质量以及其他消费品等三大因素。
该文的贡献当然并不在于对贝克尔家庭效用模型的解读，而在于创新性地引入一个新的解释变量——家长的事业，使家庭效用的来源更加完整。而这一变量的加入，也使论文更加接近研究目的——在时间和收入约束的情况下，家庭如何在孩子数量、孩子质量、其他消费品以及父母事业上分配资源，在有生育数量严格受限的情况下，家庭选择行为将发生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又将如何影响家庭效用和企业效益。父母既是孩子的生产者和需求者，同时也是各个企业生产产品或提供劳务的主要投入要素。通过父母这一中间变量，该文指出政府对孩子数量设置人为限制（例如独生子女）时，家庭效用水平最终取决于孩子质量，同时，由于孩子数量受限制，家庭规模偏小，企业劳动力来源减少，劳动力投入成本上升，产品销售收入的最终实现也将受到限制。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独生子女质量在家庭效用中的绝对重要性，将影响到家长时间的市场供给，从而进一步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政府对家庭生育决策的不当干预，造成激励扭曲和企业活力下降。这种分析为我国不断涌现的诸如“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天价幼儿园”“海淀学区房”“家长作业辅导综合征”“家长军备竞赛”“衡水高中”“毛坦厂”和“陪读”等以孩子质量为中心的新说法、新概念提供了理论解释。
最后该文把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关系看作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了政府所应扮演的角色，回答了政府应当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中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将委托代理理论运用到家庭与政府的关系上，乍一看似乎不妥，但是如果回溯到该文分析的起点——贝克尔家庭生产函数则非常恰当。在该文中，家庭被赋予双重身份，既是微小生产单位，又是单个消费单位，既是孩子的需求方，又是孩子的供给方。既然家庭是类似于企业的生产单位，在决定生多少个孩子问题上可以跟政府展开博弈，而委托代理理论又是建立在非对称信息博弈论基础上的，那么家庭自然可以跟我国国有企业一样，与政府之间形成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基于为家庭和企业服务、追求经济效率的中性政府假定，该文最后指出，一个真正代表委托人利益的有效率的政府最应该做的事，是为家庭效用和企业效益作贡献。换而言之，是创造企业合理获利的环境，并最大化支持家庭福利的提升。因而，家庭发展政策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大胆放权，赋予家庭自由选择权，并为家庭自主和自治提供制度性保护。
（易杏花）
【注释】
[1]参见李通屏.家庭发展、企业运行与市场中的政府[J].社会科学，2015（9）：63-71.
[2]参见曼昆.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
[3]Alchain，Armen A.，and Harold Demsetz.Production，Information Costs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2，65（5）：777-795.
[4]参见威利斯.生育行为的经济理论.载T.W.Shultz 主编.家庭经济学[M].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4：29-32.参见李竞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43.本文认为，家庭效用与家庭从市场里购买的市场品有密切关系。这里的家庭效用函数实际上是对威利斯效用函数的拓展。
[5]参见朱利安·西蒙.人口增长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他发现孩子多、生育率高的家庭，提供给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要多于孩子少、生育率低的家庭。
[6]参见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David Hume，Essays，Moral，Political and Literary（1777：Part I）.转引自青山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155.(www.zuozong.com)
[8]Weingast，B.The Economic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The Journal of Law，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1993：1.
[9]参见斯拉恩.恩格特森.经济行为与制度[M].吴经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80.
[10]参见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156-157.
[11]贺大兴、姚洋.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1（1）：4-17；姚洋.发展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68-375.
[12]在制度经济学文献中，这个假定并不视为当然。但根据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中国国情，笔者接受这个假定，同时这个假定非常接近“中性政府假定”。由于篇幅所限、问题的复杂性和本文目标，详细论述拟不展开。
[13]Amartya Sen.Development as Freedom[M].New York：Anchor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Inc，2000：3.
[14]参见鲍尔斯，爱德华兹和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和变革（第三版）[M].孟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02.
[15]参见贺大兴，姚洋.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1（1）：4-17.
[16]在古罗马法中，家的主人拥有很大的权力。在家中，他可以自由行事；在家中，不允许外部干预。参见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44.
[17]张秀兰，徐月宾.构建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J].中国社会科学，2003（6）.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9]习近平在2015 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EB/OL].（2015-02-17）.http：/ /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2/17/c_1114401712.htm.
[20]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254，272，284.
[21]周其仁等经济学家质疑这一说法，认为斯密并非规范经济学家，他的这番论调并非强调政府“应当”充当“守夜人”角色，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斯密仅仅是为了说明市场机制如何能够使这些公共决策能够做得更优。参见周其仁.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守夜人的经济学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