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分税制[2]后，地方市场分割的进一步演化

相对于改革以来前三次财政体制改革来说，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在解决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上进了一步。但是，分税制并未有效解决形成地方市场分割的体制性基础。

首先，现行的分税制是在综合财政的框架下运行，没有同时与之相应建立或转向公共财政的体制，并且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现在的分税制属于一种阶段性、过渡性体制，既带有旧财政包干制的痕迹，又有新体制不完善之处，与真正意义的分税制体制尚有很多差距。具体表现在：第一，由原来的财政包干制过渡到中央地方分税制的改革中，继续以原包干制为基础，按照“存量不动，增量调整，逐步建立合理的财政分配机制和提高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的原则设计，在此基础上采取了“三分一返一转移”的形式。第二，为保证新体制的顺利施行，分税制改革中采取了中央不卸包袱，保地方既得利益和中央财政取之有度等渐进的、比较温和的改革方式，从而避免了由于大幅度调整利益格局而对社会经济带来大规模的震荡。

其次，从体制设计和实际运行情况看，现行分税制未能有效解决地方利益刚性或财政约束等问题，与追求局部利益惯性紧密联系的地区封锁、条块分割和经济结构趋同等现象仍然存在，并不因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和实施而消失。分税制后由于原属地方主体税种的流转税大部分划归中央，使地方政府对税大利小的企业控制和干预程度减弱，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政府受利益驱动而过多发展小烟厂、小酒厂的投资冲动，弱化了地区间市场封锁与重复建设的现象。但事权划分还不十分明晰，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所得税不够科学，尤其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尚不规范，使分税制体制的内在功能得不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等等，地区市场分割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与财政包干体制时期比较有所不同。(www.zuozong.com)

其三，分税制体制下的企业所得税仍按隶属关系划分，仍没有割断政府与企业的联系，地方干预或分割市场的目标主体或载体依然存在。现行分税制在确定企业所得税归属时，仍保留了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的做法，即中央企业所得税归中央，地方企业所得税归地方。由此固化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使地方政府对本辖区的企业因隶属关系不同而产生亲疏感，尤其表现在阻碍了资本跨区域、跨部门的合理流动和配置，使资源配置凝固化，削弱了地区间开展合作的基础和动力，也破坏了同一地区但隶属关系不同的企业进行公平竞争。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各类要素资源流动的趋势是追求最大利润，追求投入产出最优化，因此这种流动不应该受到地域、部门和所有制限制，甚至不受国界的限制；但在“隶属税”体制下，要素资源的流动必然会带来税收在不同地区之间的转移，只要资产归属转移，其纳税主体也要随之转移，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不会在要素资源的重组过程中失去产权、失去税源和使财政收入下降，必将导致产权交易受阻和形成资本市场的封锁。

其四，地方市场分割的新形式。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一改过去财政包干体制下的中央靠地方上解平衡收支的局面，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大提高，加强了中央财政的主导地位。大宗税源划归中央，零星分散的小税源归地方，地方缺乏主体税种，也没有完全实行分级财政管理的财政实力，同时中央通过税收返还、转移支付和补助来调整财政资金在各地区的分配比例。由于这种财政分配格局的调整，是在政府职能转换和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相对滞后的条件下进行的，一定程度上引起已拥有分级财政管理权限的地方政府的强烈反映。表现在：一是对中央争上解留用比例，争补助、争投资项目，尤其是在经济总量过剩、买方市场条件下，企业效益普遍较差，成为地方求得本地收入最大化更有效、更方便的手段；二是对基层、企业、农村继续集资、摊派，地方“非规范公共收入”占公共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三是在对外开放的经济活动中，地方盲目兴起“开发区热”，不顾投资收益风险，对外商保固定回报率，吸引外资的成本很高，进行所谓的“兄弟竞争”^[3]。为了使自己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更多的价格优势，得到更大的市场份额，或在引进外资中获得更多的外资合同，一些地区或企业常常与本国其他地区或企业竞争，有时甚至与外商联手同本国其他地方政府进行市场争夺，压低价格，高度控制和垄断资源，限制其他地方的企业进入市场。这些都是市场分割的新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