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政治经济学相关的人口问题

在本书第一部分探讨了满足人类需要所必需的各种物品的生产，在本章会继续讨论这些物品在社会不同成员之间的分配。让我们从现在开始进一步观察这些产品对组成社会的成员人数的影响，也就是对人口的影响。

对所有有机物来说，大自然似乎会忽略个体，只保护物种。博物学展示了大自然异常精心保存物种的十分神奇的例子。但是它用来保存物种而使用的最佳的方式却是大量繁殖胚种。这样一来，尽管大量意外事故的发生会阻碍胚种的早期发育，或在它们尚未成熟时就被毁灭，但还是会有足够多的胚种存活下来得以延续物种。如果没有发生意外、毁灭或发展方式的失败而阻碍有机物种的繁殖，地球表面在几年内就会被动植物覆盖。

人类像其他所有有机物种一样也能无限繁衍，虽然人类的智慧能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生存方式，但是迟早会达到极限。

动物的存在是依靠唯一需求的立即满足，即食物和营养的满足。但是人类能够通过与同类的交流，用一个产品换取另一个产品，还能考虑到产品价值而不是产品性质。一件价值20美元的家具的生产者和所有者也许会认为，他拥有用这个价格可以购买的食物。至于产品的相对价格，在所有情况下都是由那个时期各个产品的供需强度和效用强度决定的。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认为，人类一般不会用一个有迫切需要的物品来交换另一个不那么被迫切需要的物品。在农产品短缺的时期，更多数量的家具将被用来交换数量较少的人类食物。但是，一旦实施物物交换，一方所提供的物品在价值上必然与另一方所提供的物品等值，前者可以换取后者，后者也可以换取前者。[1]

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商业和物物交换使产品适用于一般性质的需求。那些最为迫切需要的物品无论是衣食还是住所，当然需求最大。每个家庭和每个人的需要，得到的满足程度取决于他们对这些物品的购买能力，而这个能力又取决于他们各自的生产方式和努力。简单地说，就是取决于他们各自的收入。所以，说到底，家庭与国家这个集合体，完全靠他们自己的产品维持生活。而这些产品的数量必然决定了家庭和国家所能养活的人数。

那些在出生后不能及时得到未来紧迫需求的动物，如果不成为人类的猎物或同类的牺牲品，也会在它迫切的生存需求无法满足的时刻消亡。但是人类有如此之多的需要供给的未来需求，以致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远见卓识和预先筹划就不可能满足大自然创造他的目的。而且，如果破坏性的暴力行为不断地减少人类数量的话，只有那些远见卓识的能力才能保护人类免受他们将要承受一部分的灾祸。[2]

然而，无论是人类可以预先筹划，还是充满理性，通过法律和社会习惯对人口加以限制，人口总是会随生活资料的增加而增长，而且甚至会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这是一个令人悲哀但又确实存在的事实，即使是在最繁荣的国度，每年都有一部分人口死于贫穷。尽管这些贫穷的人并不一定都死于饥饿，但因饥饿的灾难而死的人却比一般想象的多。[3]在这里我只是想说，这些人没能掌握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并死于这些必需品中的部分必需品的缺乏。一个病人或残疾人也许只需要更多的休息或治疗以及简单的药物，就能使他恢复健康，但是却不能得到必要的休息、治疗或药物。一个孩子可能需要母亲的照料，但她却因生活所迫必须出去劳动，那么这个孩子就可能会因为意外事故、无人照管或疾病而夭折。有明确的统计数据证实，在富裕父母和贫困父母所生的同样数量的子女中，后者夭折的数量是前者的两倍之多。简而言之，食物匮乏、饮食不健康、换洗衣物不足、缺少温暖而干燥的衣服或缺乏取暖的燃料都会破坏健康、损害体格并迟早让许多人提前死亡。所以，所有因缺乏某一生活资料而导致死亡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死于贫困。

因此，对于人类，特别是具有高度文明化的人类来说，有许多产品，其中包括我们称之为无形产品的产品，都是生活必需品。这些生活必需品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与对它们的需求成比例，因为对它们的需求越大、越紧迫，它们的价格越高。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一般原则，即一个国家的人口总是与该国各种产品的总和成比例。[4]

这是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家都认可的原则，虽然他们的观点在其他许多方面都各不相同。[5][6]

然而，在我看来，他们没有意识到从这个原则可以导出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即什么都不能永久地增加人口，除非鼓励和推动生产；什么都不能永久地减少人口，除非生产来源受损。

罗马人过去一直不断制定规则来弥补由于经常发生的对外战争而导致的人口损失。他们的检察官倡导婚姻生活，他们的法律对子女众多的家庭给予奖金和荣誉，但是这些手段毫无结果。生孩子并不困难，困难在于抚养他们。罗马人应该扩大他们的国内生产，而不是掠夺他们的邻邦。所有让他们引以为荣的规则早在野蛮的北部掠夺者入侵之前就不能有效地阻止意大利和希腊的人口减少。[7]

路易十六鼓励结婚的法令，奖励津贴给那些生有10个子女的父母，并对那些生有12个子女的父母奖励更多，这一切都没能取得更多的成功。这位皇帝所采用的许多种鼓励懒惰和闲散的生活所产生的不利于人口增长的方式，与这种可悲的鼓励办法所可能产生的人口增长的效果背道而驰。

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新世界的发现使旧西班牙的人口减少，而它的人口减少起源于政府体制的堕落以及国内产品数量之少，与其国土面积不成比例。[8]最有效地鼓励人口增长的办法是提高劳动积极性，随之而来的是国家产品的增多。在所有积极劳作的地区，当处女地与一个没有懒惰的社会合作时，这个社会人口的迅速增长速度惊人。在美国，人口在20年之内翻了一番。

出于同样的原因，虽然临时性灾难会夺走无数生命，然而只要再生资源没受到损伤，那么这些灾难只能证实是对人类的磨难而不是对人口的致命伤害。人口会很快增长至年产品总数所限定的数量。迈桑斯(Messance)曾做过一些非常奇妙的计算，计算显示出在著名的1720年马塞鼠疫爆发后，普罗旺斯全省结婚生子的人比以前多。埃克皮利神甫(Abbéd'Expilly)得出同样的结论。在1710年的鼠疫发生后，普鲁士的情况也与此相同。尽管鼠疫使普鲁士损失了1/3的人口，但萨斯米奇(Sussmilch)[9]的数据依然显示出鼠疫发生之前的婴儿数量为每年2.6万人，而之后的1711年，婴儿数量增加至不少于3.2万人。也许有人会假设，在如此恐怖的死亡率发生后结婚人数至少会大幅度减少；实际情况与之相反，结婚人数增加一倍，这有力地证明人口的数量倾向总是与国家资源处于同一水平。

这种突发性灾祸所导致的人口损失并不是最大的灾难，最为首要和重大的损失是它们给人类带来的苦难。当大量生命被瘟疫、饥馑或战争带走的同时却给活着的人带来极大的精神折磨与苦难生活。除了给幸存者留下痛苦、忧伤和不幸，还让孤儿寡母、兄弟姐妹和父母陷入穷困。如果在故去的人里碰巧有一两个学识渊博、才智卓然的人就更让人扼腕叹息，因为他们的才能和美德对国家幸福和财富的影响，可能比一百万普通而卑下的劳力大得多。

除此之外，成年人的大批死亡，的确是既得财富或既得资本的重大损失，因为每一位成年人都是积累的资本，这资本代表了多年来把他培养成有用之才花费的所有款项。出生一天的婴儿绝不可能代替一个二十岁的青壮年。康德王子在他获胜的西尼弗战场上所说的名言不但荒唐，而且异常冷酷。[10](www.zuozong.com)

因此，人类所遭受的破坏性灾难即使没对人口产生伤害，也至少是对人类的肆虐暴行，就暴行本身而言，其始作俑者罪无可赦。[11]

虽然这类偶发性灾难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多于它给人类造成的伤害，与之相反的则是一个邪恶政府在腐败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的行为后果。这个不良政府通过耗尽生产资源而使得人口锐减。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人口的数量总是接近于一个国家年收入所允许的极限，如果政府通过无法容忍的赋税压力减少人民收入，强迫他们牺牲自己资本的一部分，从而导致国家生活资料和再生产方式的大幅减少。这样的政府不但阻碍了人民的进一步生育，而且可以说是犯下了彻头彻尾的谋杀罪，因为没有什么方式比剥夺生活资料能更有效地减少人口。

关于修道院对于人口的危害，人们已经严厉而正确地抨击过了。但是人们却误解了修道院是怎样危害到人口的。修道院受到谴责的原因不在于僧侣们的独身生活，而在于他们的懒惰。他们的确耕种土地，但是又有什么价值可言？一旦僧侣制度被废止，他们的场所就能转变成工厂，这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有过许许多多的实例。这些地方废除僧侣制度之后，不仅收获了同样的农产品，而且还得到工业产品。同时，总产品数量增加，并最终带来人口的增加。

在这些前提下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一个国家的居民所得到的生活必需品的供给数量，并不会因人数增加而比以前短缺，也不会因人数减少而比以前充足。他们的相对情况取决于他们所能处置的相对产品数量。尽管人口密集，但是很容易想象得到产品非常充足；尽管人口稀少，但是很容易想象产品短缺。饥荒在欧洲中世纪期间比最近发生得更频繁，尽管如今欧洲的人口比从前更密集。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英国产品不如现在这么充足，尽管那时的人口不足现在的一半，人口降低到800万的西班牙不如当初人口为2 400万时那么富裕。[12]

一些著作家[13]认为，稠密人口是国家繁荣的标志。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国家产品扩大的标志。但是一般的繁荣都意味着所有必需品的一般普及和充足，而且所有社会阶层都能享有一些生活奢侈品。在印度和中国的部分地区，人口密集而且生活困苦。但是人口减少并不能保证这种情况能有所改进，至少是产品总量的减少不能保证这种情况能有所改进。减少人口数量远不如增加总产品，这可以通过提高个人的积极性、勤奋和节俭，以及更优良的管理，也就是公共权威机构更少干预来完成。

当然有人会问，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总是与这个国家的生活资料处于同一水平，那么在荒歉之年的情况又会是怎样一种景象？

关于这个问题，让我们听一下斯图亚特[14]的论述：“收获的多少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一块地的丰收有可能是另一块地的歉收。”他接着说道：“同一数量的人总是消耗同一数量的食物，这个说法完全不对。丰收年景，人人都吃得好；不会在意节省食物，并圈养一定数量的牲畜以供食用，人们要喝更多的酒，因为这一切都很便宜。灾年来临时，人们吃得不好，下层阶级与其子女分享粮食，分量也非常少。”他们不但没有积蓄，还把从前的积蓄消耗殆尽；但是，毕竟这是不幸的事实，下层阶级的一部分人必然由于穷困而死。

这类灾难，在人口过剩国家如印度斯坦和中国都极为普通，那里没有对外商业和海上贸易，贫困阶级严格地说总是只能得到仅够维持生存的生活必需品。在那里，一般年份的产品只够提供一些少得可怜、仅够分配的粮食。所以一旦收成有一点儿不好，就会导致大量人口因为完全缺乏一般必需品而成批死亡。由于这个原因，所有记载都显示饥饿在中国和印度斯坦的很多地方经常发生，造成十分严重的破坏。

一般的商业，特别是海上贸易，能实现产品互换，即使是和最遥远的国家也能实现产品互换。这样就能输入食品，交换其他种类的产品。但如果过于依赖这个来源，会导致该国在遇到自然事件和政治事变时束手无策，这些事件和事变可能会中断甚至干扰该国与外国之间的邦交。这时就必须采用任何手段来维持邦交，无论是用武力手段还是采用欺骗手段，同时还必须采取各种手段消除竞争，尽管这些手段都是不正当的。一个独立的行政省或弱小的盟国也许必须在相当于被迫进贡的限制下购买该国产品，那个国家甚至不惜冒战争的威胁进行商业垄断。上述所有这些邪恶的祸害，必将使那个国家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

英格兰的粮食生产，在18世纪末期毫无疑问地大量增加，而它的服装业与家具业的生产提高的速度大概更快。这种无限生产的结果是，使它的人口增加到超过它的土地所能供养的限度[15]，并让它能够在前所未有的公共重负之下维持下去。然而，一旦其他国家关闭了它的产品在国外的市场，英格兰将蒙受巨大损失，甚至有时不得不为了保持对外贸易的畅通无阻而诉诸武力。也许它会采用更为明智的做法，不是去继续鼓励新资本投入工业和对外贸易，而是把投资直接对准农业企业。这样的话，那几个尚未被完全利用的可耕作地区，尤其是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许多地区，就能收获足够多的农产品来购买工业和商业的大部分剩余产品，即使不是全部剩余产品，而这些产品的消费也将大大超过它目前的消费量。[16]这样的后果，就是英国将为自己打开国内消费市场，国内市场才是最可靠和最有利的。它的邻国不会再防范那些排他性的政策，他们将放弃敌对心理转而成为友好的顾客。但如果这样做之后，它的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依然不成比例，还可以采用一种明智、适宜的移民制度，在世界各地区为本国的产品开辟新市场，这样一来，或许它可以获得能供养它的剩余人口的食物供给。[17]

从这一点来说，法国的情况与英国截然相反。法国的农产品能够养活比现在更多的工业人口与商业人口。农村的土地普遍呈现出耕种良好的状态，但大多数的乡村与市镇都是异常的小而且简陋贫穷，房屋质量极差，铺设的道路高低不平，寥寥无几的几家店铺商品极度匮乏，旅店既不干净又不舒适。很明显，农产品必定少于表面看来所能生产的数量，或必定既不节俭，也不得法。也许这两个因素都在起作用。

首先，实际的产品数量可能比应该有的数量少很多，这主要是归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资本缺乏，特别是在围场、牲畜和农业改良方面；[18]二是耕种者太过懒散，他们总是忽略那些诸如除草、剪枝、清理树苔、消灭害虫等工作；三是忽视对庄稼的适当轮作，没采取最有效的耕种方法。

其次，农产品，很大一部分不适销对路，都是浪费，因为没能满足人们的任何需求。就以燃料为例，在缺乏煤和木材的地区，燃料是一种价值极高的物品，但在农民的棚屋里却被大量浪费着，因为他们通常在屋外生火，并在火正旺时任由雨水沿着烟囱流下来。不卫生的饮料或食物以及酒馆里的放纵，同样也都是有害的消费方式。

最后，如果大多数居民更积极、更勤劳，竞相拥有每一样有实际效用的物品，并把家庭安排得井井有条、干净整洁，这种竞争值得大力赞扬，尽管这种竞争也许有点让人感觉到虚荣，而不是好逸恶劳地靠世袭的微不足道的租金，或靠一些无用的公共职务的微薄薪水过日子，城镇和乡村的人口将更稠密，也将更富裕。年收入为三四百美元的小业主，原来的收入勉强度日，也许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把收入翻两倍或三倍，甚至连那些受雇于有用职位的人也没有把他们的积极性和智慧发挥到他们的极致。此外，经常失败的例子也许会挫败那些想进行调查研究和改进的人的精神，尽管那些失败总是由判断力、毅力和节俭的缺乏引起的。

国家人口常常与国家产品总量成比例，但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的不同区域也许会有差异，这就要看当地环境是否有利于经济活动。个别地区因为土壤肥沃、居民勤劳并拥有通过节俭而积累起来的资本，这个地区就很富裕，就像一个家庭因为有卓越的智慧和积极性，所以就比邻居更富有。国家的疆界和政治体制只是在影响国家生产的情况下对人口产生影响。宗教信仰和民族习俗对人口的影响也一样。所有的旅行者都认为新教国家比天主教国家更富有，人口也更密集，原因就是前者的习惯比后者对生产的帮助更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