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是不变的，在它们被观察或发现之前就已经按前面描述的方式发挥着作用。相同的原因通常产生同样的结果，泰尔和阿姆斯特丹的财富来自同样的源头。在产业的发展进程中，真正发生变化的是社会。
在农业方面，古代人不像在工业上那样远远落后于现代人。所以，农产品[18]对人类繁衍不可或缺，剩余劳力相对比现在更多。那些有一点土地或没有土地的人，不能靠自己的劳动谋生，也没有资本，而且又不屑于从事一般由奴隶来做的下贱劳动，他们只能靠借钱生活，却没能力偿还，所以就不断地要求平分财产，而这完全是不可能实现的。国家领导人为了抑制他们的不满，不得不让他们从事军事活动，而在和平时期就用获取的敌方战利品或用自己的私人财产维持他们的生活。这就是古时国家内讧不断、战争频繁、选举舞弊以及平民贵族相勾结的原因。平民与贵族的关系大大支持了如马里厄斯、苏拉、庞贝、恺撒、安东尼和奥克塔维厄斯这类人的狂妄野心，并最终让全体罗马人沦落成卡立古拉或黑利阿加巴卢斯这类穷凶极恶的人的奴隶。而让他们的绝对支配权名声在外的，是他们为自己残暴独裁下的臣民提供衣食。
泰尔、科林斯和迦太基这些勤劳的城市，情况截然不同。但是它们不能长久抵御那些靠掠夺为生的更贫困、更好战国家的无休止的侵略。制造业与文明不但成为野蛮和贫困的牺牲品，最后连罗马本身也被歌特和旺达尔的征服者占领。
于是，中世纪的欧洲又一次陷入野蛮状态，这种情况虽然只是早期希腊和意大利的历史重演，却较之更为严重。每个贵族或大地主在自己的领地拥有数量众多的下属和附庸，他们都时刻准备着跟随他参加国内外战争。
假如我打算描绘那个时期之后有助于推动产业发展的诸多因素，也许会侵犯历史学家的领域，但我还是应该顺便提醍一下，巨大变动的影响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后果。劳动成为广大人民的谋生方式，使他们不必再依附于大地主生存，而大地主对他们也不必再心存戒备：劳动靠其努力勤奋而积累起的资本给养和支撑。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不复存在，连最贫穷的人也都是自己当家做主，靠个人能力维持生计。国家依靠国内资源维持，政府只有从人民那里才能获得以前惯于赏赐给他们的供应品。
制造业和商业的日新月异的繁荣使人们对它们作出了更高的评价。战争的目标从财富资源的掠夺与破坏悄悄地转变为独霸资源。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在战争不是为了满足国家或君王幼稚的虚荣心的地方，构成战争焦点的总是汇聚于殖民统治或商业独裁。战争不再是饥饿的野蛮人与其富有而勤劳的邻国之间的争斗，而是文明国度之间相互的争斗，获胜者显示出保存征服地资源的强烈欲望。15世纪土耳其对希腊的入侵，似乎显示了纯粹的野蛮对文明所用的最后一次进军。现在，勤劳与文明习惯在一般人类中占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似乎可以让这类不幸事件不再重演。的确，军事科学的进步实际上已经让人类不必再为这样的战争结果而忧心忡忡。
还有一步要走，而想让这一步切实可行就必须广泛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这些原理最终将告诉人类这样的道理：为获得或保留殖民地统治或商业垄断而斗争时，所付出的性命是代价昂贵的徒劳之举。外国的产品，甚至自己国家殖民地的产品，只能通过自己国内产品的增加来获取。因此，国内产品才是应当需要适当关心的目标，还能通过政治稳定、法制完善与平等，以及便利畅通的交通来促进其发展。今后国家的命运将不再依附于摇摇欲坠的政治强势，而依附于知识和智慧的相关程度。公务员将越来越依附于生产阶级，因为公务员必须向他们寻求供给；人民只有把赋税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保证他们不再忍受暴虐的极权统治；与时代潮流进行背道而驰的争斗的极权政府终将以自己的灭亡而结束，任何违反自然规律的争斗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将自食苦果。
[1]本书第一篇，第15章。
[2]《国富论》，第一篇，第10章。
[3]同上。
[4]这不仅是获得薪水之人所付出的在教育费用上的年利息，而且严格来说，它还是教育费用本身的利息，无论费用是否有效。因此，一个医生的收费总和应该不仅能偿还他们曾经花费在学习上的费用，还能偿还教育学生的一切费用，有的学生或许会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死亡，或者有的学生在学成后不能偿还给予自己的馈赠，因为在培养医生的过程中，有一部分教育支出必然会受到损失。然而，太过于精确的估计在政治经济学上是没有用处的，因为总是能发现这样的估计结果与事实大相径庭，因为道德的影响必须在计算国家财富的时候被考虑在内，而这种影响不允许用数学计算。代数的方程式因此不能适用于这门学科，只能引起不必要的混乱。斯密从未使用过它们。
[5]我在上面所说的不包括高级牧师，他们的圣俸优厚，但这是基于国家政策。
[6]然而，必须从总剩余中扣除本行业里不太成功的竞争者的平均损失。至少在英国，这看起来似乎没有把对个人的尊重考虑进去，即使是在纯粹的艺术上有极大造诣的人也很少获得高度尊重。从没有过雕刻家或油画家被封为贵族的先例，而商业企业中的成功人士却能获此殊荣。——英译者注(www.zuozong.com)
[7]或许会有读者认为，当价格比例高到不自然时，国家的产品总值更大。持这样看法的读者请参阅本书本篇第3章关于这个话题的论述。
[8]斯密由于忽视了监督利润和资本利润二者间的区别而感到十分尴尬。他把二者混淆在一起，列在资本利润这一总目录下，他的所有智慧和敏锐都不能解释影响这二者变化的原因(请参阅《国富论》第一篇第8 章)。难怪他自己会觉得如此困惑，因为二者的价值取决于完全不同的原则。劳动利润依靠的是技巧程度、积极性、判断力等，而资本利润依靠的是资本的多少以及投资的安全性等。
[9]参阅本书第一篇，第6章。
[10]我所用的劳工一词，是指那些为老板、经理或投机商工作的人，因为那些支配自己劳动的人，如摆固定摊位的皮匠或走街串巷的磨刀匠，他们同时兼有投机商与劳工的双重身份；他们的一半利润受第3节所述情况的支配，一半受本节要讲述内容的支配。但必须假定，本节所说的劳动只需要很少学习或锻炼；如果劳工要获得任何才能或技巧，那么除原有的利润之外，他还应该得到另一部分利润，这部分利润是由本章第1节所阐述的原则决定的。
[11]一个成年人就是一项积累资本。用以教育他的款项实际上已经消费掉了，但按照再生产方式消费，它能够生产出人这一产品。
[12]在1815年，英国下议院一个委员会调查的证据得出这个结论：在那个时期，食物价格居高不下，导致的结果不是工资上升而是下降。我本人也注意到在法国1811年和1817年的萧条时期产生的相同结果。谋生的艰辛迫使更多劳动力走向市场，或让已经有工可做的劳工不得不格外卖力，从而引起劳动力的临时过剩。劳工阶层在那个时期所遭受的困苦，最终使这个阶层的成员减少。
[13]马尔萨斯：《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第5版)，第三篇，第13章。
[14]上述第二种和最后一种情况并不必然、普遍或永久地导致工资率下降。当一种进口的新产品不能取代国内产品或国外产品时，它必然倾向于提高工资率，因为只能依靠扩大国内生产才能获得这个产品。移民后的消费者继续从他们所离开的国家获取给养，使同样数量的劳动力仍然活跃，虽然工作性质有可能出现改变。此外，有些移民也许只是暂时的，像英国人迁入欧洲大陆以及爱尔兰人同时迁入英格兰和欧洲大陆那样；如果国内财务和国内安全舒适情况有所改善，他们也许还会回归。——英译者注
[15]储蓄银行在英格兰、荷兰和德国的几个地区都办得非常成功，特别是在那些政府足够英明而采用不干涉政策的地方取得的成果更大。巴黎保险公司依据公平原则创建了一个储蓄银行，并对它做了可靠的担保。我们希望所有的劳工阶层都明白，把他们的小额储蓄存放在这种机构而不做危险性很大的投资(他们常常被引诱去做这种投资)是明智之举。此外，这种储蓄还对国家有利，也就是说会增加生产性资本总量，因而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
在美国的主要城市也纷纷开办了储蓄银行，它们带来了巨大利益，以致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各处都将开办这种银行。友谊会或共济会有许多惹人非议的地方，而储蓄银行却没有。毫无疑问，友谊会做过很多好事，但它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祸害。下面的话摘自苏格兰高地协会委员会的报告书，对共济会这个组织作了适当评价。
“在上世纪，大不列颠各地区的劳工组织了若干共济会，借以预防贫困。这些共济会组织的原则通常是，会员定期缴纳一定数额的款项，用来保障会员生病或年老，以及家人死亡之时发给补助金。这些共济会组织做过很多好事，但它们也带来一定坏处。特别是经常举行社员大会，浪费了大量的时间，而且经常举办宴会，花费了大量资金。会员必须按期缴纳一定数额的款项，否则经过一段时间后，虽然他们过去曾缴纳过款项，丧失了应得的利益(这是必然结果，因为它实际上与保险公司相同)。除了上述一定数额的款项外，会员不能缴纳其他款项，尽管他们有时有能力多储蓄一点儿。这些共济会组织对于成败情况往往估计错误，这导致缴款人得不到与缴纳价值相等的利益，或由于初期给付的补助金过多而导致最终破产。诡诈的人常常贪污款项，利用会员的无经验使自己当选为保管钱财的职务。利益是遥远的并带有附加条件的，并不是每个会员都能从存款中得到利益，只有当他陷入贫困时才能得到共济会的补助。而且，整个机构如此复杂，导致很多人不敢轻易把辛苦赚来的积蓄投入到里面。”——美国编者注
[16]《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七篇，第9章。
[17]《国富论》，第一篇，第8章。
[18]作者在这里说的“人类繁衍”不是只(alone)依靠“农产品”，而是同样也依靠其他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商品。食物，毫无疑问是人类的生存必需品；但对于能使人长期生存并保持健康来说，食物并不比服装、居所环境和火更为重要。马尔萨斯的观点仅把人口局限于衣食，在本书作者看来这是理所当然被采纳的，可这样的观点既不精准又不合理，所以被更多的政治经济学的探究者改良或摒弃。西尼尔教授在其关于人口的两次讲座里(在1828年牛津大学夏季学期之前举行)，出于对一般规律的考虑，采用了下列建议作为人口规律的要点：“某一特定地区的人口仅受道德和自然恶行的限制，或出于缺乏获取日用品财富的担忧的限制，换句话说，在那个地区的每个阶级的居民出于个人习惯而需要用到这些必需品、高雅品和奢侈品，却没有足以获取这些物品的支付方式限制了这个地区的人口。”——美国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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