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生产努力对国民财富的影响

生产企业的产品没超过其生产成本就不会有新价值的产生，因而也没有新财富的创造。[1]无论经营这个亏损企业的冒险家是政府还是个人，对国家来说损失是一样的，而国家拥有的价值则减少许多。

声称政府虽然失败，但它的代理人、劳动大众或它所雇用的工人已经得利，这是完全没用的。如果该企业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它一定是入不敷出，而不足的部分就得由为政府提供费用的人来负担，也就是说，由纳税人来负担。[2]

法国政府经营的戈布兰挂毯厂消费大量的羊毛、丝和染料，此外，它还花费土地与建筑物的租金和工人工资。这些消费本该由产品提供补偿，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这家工厂不但不是国家财富的来源；相反，还不断把国家拖入贫穷。政府完全清楚该厂给自己带来的损失。该厂每年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等于其年消费量超过其年生产量的全部差额。其年消费量包括工资在内，因为工资也是消费的一项。塞夫勒陶器厂的情况也是如此。我担心政府所经营的所有制造企业的情况全都如此。

有人要告诉我们这是必要的牺牲，否则国王就无从得到用于皇家恩赐和王室奢华的东西。这里不是研究君主的慷慨和皇宫的华丽对称职的人民政府有多大贡献的地方。姑且假定这些东西是必要的，但即便如此，除了维持王宫的富丽堂皇和君王的慷慨大方必须做的牺牲外，也没有理由为国家错误手段导致的损失而加重国民的牺牲。国家最好直接以现金购买其认为适合赏赐的东西，这样有可能以较少的钱买到很值钱的物品，因为个人一定能比政府卖得便宜。[3]

与政府在生产方面所做的努力分不开的还有另一种弊端，即政府的这种努力会妨碍个人的劳动。这里说的不是妨碍与政府有商业往来的个人，因为这些人必定非常小心地避免损失，而是妨碍在生产方面与政府竞争的个人。无论在农业、制造业还是在商业领域，政府都是极其可怕的竞争者，因为它有巨大的财富和力量供其支配，且往往不计较利润的有无。政府能够承担得起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抛售货物的损失。政府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消费、生产或垄断数量巨大的产品，剧烈地扰乱各种货物的相对价格，而每一次剧烈的价格变动都是一场灾难。生产者都期待着其产品准备好进入市场时的可能价值，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违背众望的价格波动更使生产者意气沮丧。生产者因此所受的损失与他意外所得的利益一样，都是不应该的。如果他有不当得利，就是落在消费者身上的额外负担。

我知道有些企业必须掌握在政府自己的手中。军舰的建造确实不能交给个人，也许火药的制造也不能。但在法国，大炮、步枪、弹药箱、弹药车等，政府都是向个人制造者购买的，而且表面上看很有利。也许这种制度可以推广。一个政府必须通过代理人或一批人的调节作用来处理事务。这些人的利益与政府的利益直接相反。他们自然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如果政府在讨价还价中总是受到欺骗，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没必要参与生产和冒险，更确切地说，没有必要经营那些必定增加与个人打交道的企业，从而增加受人欺骗的机会。

政府虽然几乎没有可能成为成功的生产者，但是，至少它可通过计划周密、实施良好和维修得当的公共建设工程，尤其是公路、运河、港口等，来有力地刺激个人的生产力。

交通便利对于生产的帮助，和能够增加制造产品数量，以及能够精简生产劳力的机器设备没有什么不同。交通便利是以较低的费用完成相同产品的一种手段，这和以相同的费用生产较多的产品有同样的效果。如果我们考虑到在社会富足、人口繁多的帝国道路上运送的巨大数量的货物——从每日运到市场的最普通的蔬菜，到从世界各个角落涌入港口，然后又经陆路运到全国各地的最珍贵的进口奢侈品，我们便不难想象，良好的道路在节省生产费用上难以估量的价值。运输的节省总计达到那些产品从大自然无代价地获得的价值的全部，如果没有便利的道路，便无从得到那些产品。如果能把生长在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人迹难到的地方无人理睬、自生自灭的美丽森林移植到平原来，那么对人类来说，这些深林的价值将是新创造的价值，也是土地所有者和消费者收入的净增加值。

开明政府创办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公立中小学和博物馆等，也对财富的创造有帮助。它们促进真理的发现和扩大已有知识的传播，使生产的高级代理和主管能把人类科学更广泛地应用于供给人类需要上。[4]同样，由政府提供资金、以发现为目标的旅行或航海也是如此。这些旅行或航海的成就，由于献身于此类探索的人的卓越功劳，近年来显得特别辉煌。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为了扩大人类知识或只为保存人类知识而作的牺牲，即使关注的目标不具有即时的或明显的效果，也不可妄加非难。各门科学之间存在着普遍的相互联系。一门看来完全是投机的科学一定是向前先行一步，然后另一门具有重大和明显实际效用的科学才能得到促进。此外，不可能断定一种完全是好奇心对象的事物里面究竟潜伏着什么有用的性能。当荷兰人奥托·格里克(Otto Guericke)第一次打出电火花时，谁想得到后来竟然使富兰克林(Franklin)把闪电从我们的建筑物上移走呢？这在当时看来是个远非人力所及的辉煌成就。(www.zuozong.com)

但在政府能用来鼓励生产的所有手段中，最有效的是保证人身和财产的安全，特别是保证不受专横权力蹂躏的安全。[5]这种保证不仅能抵消迄今为止曾经发明的一切阻碍国家发展的限制，其本身更是国家繁荣的一个源泉。限制会压缩生产的弹性，但没有安全就会导致生产的绝对毁灭。[6]为使我们充分相信这一事实，只需把西欧国家和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国家对比一下就足够了。请看大部分的非洲地区、阿拉伯、波斯和小亚细亚，这些地方曾经有一个时期到处是繁荣的城市。但现在这些城市像孟德斯鸠(Montesquieu)所说，除了存在于斯特拉博(Strabo)的记录中之外，已经无影无踪了。它们的居民不但遭到土匪的掠夺，而且遭到帕夏的掠夺。财富和人口都化为乌有。稀稀落落地散在各处的残余人口，简直是穷困潦倒、悲惨万状的可怜虫。另外，请看欧洲的情况，欧洲虽距离可能达到的繁荣还很远，但大多数国家，尽管捐税沉重、限制无数，却很兴旺昌盛。理由极其简单，一般来说，在欧洲，人身和财产没有受到暴力和勒索的摧残。

到此为止，我还没提到政府可用来暂时增加人民财富的另一个方法。我所指的是剥夺别的国家所拥有的动产，把掠夺品运回本国，或强迫别的国家大量进口本国生产的产品的方法。这就是罗马人在罗马共和国末期以及在罗马帝国最初几个皇帝统治时期所采用的方法。这个方法和个人使用违法暴力手段或欺骗手段抢夺别人的财物没什么两样。这样做并不是实际生产，只是侵占别人的产品。这种增加财富的方法，我只打算在这里提一下，不准备多说。我在这里提到它，绝没有把它作为一种稳妥或体面的方法的用意。要是罗马人以同样坚定的魄力奉行相反的主义，要是他们费点心机在野蛮的邻邦宣扬文化，与它们建立互相依存的和睦关系，罗马的势力也许迄今依然存在。

[1]绝不能忘记，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生产作用的价值，与原料的价值一样，同是实实在在的价值。我把资本和人的生产作用包含在“生产作用”这个术语之内。

[2]当政府使用自己所有或所持有的资金，例如国有土地的产物，从事投机时情况也是一样的。因为这样消耗的东西，本来可用来减轻民众的负担。

[3]这种说法也适用于政府经营的商业。1816—1817年饥荒的时候，法国政府从外国市场收购谷物。国内谷价涨到惊人的程度，政府以很高价格出售所购的谷物，虽然这价格比市场平均价格低一些。个体商人一定能从这笔买卖中大捞一把，但政府却赔了2 100万法郎的本钱。

[4]参见第6章。

[5]斯密在重述造成大不列颠繁荣的真正原因时，把以下原因放在第一位。“执行法律的公正无私使英国最有权势的人也得尊重最下等人的权利。这还保证所有人都能安享自己的劳动果实，从而给所有种类的劳动最强大和最有效的鼓励。”(《国富论》，第四篇第7章)普亚夫(Poivre)这位大旅行家告诉我们，他没见到过贸易不自由、人身和财产没有安全保证的国家有过真正的繁荣。

[6]事实上，这个保证就是一切政府应尽的义务。要是人性没有缺陷，人类没有做坏事的倾向，社会就可以不需要政府的存在。各种社会形式和制度的建立与维护，其目的就在于保护人们不受别人的不道德行为的危害，就是以社会的全体力量为武器来保护个人权利。可是，使人们受到社会束缚的道德上的缺陷，同时又暗中破坏社会制度，使社会制度失去效力。正是这个建立用来保护个人的机器，反被用来伤害和掠夺个人，并且有时比个人的不义更为凶恶。——英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