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殖民地繁荣之路：探讨富强原因

殖民者只须付出很少的代价便可获得大量土地，而且无须支付地租或纳税。为了获得更多利润，他们大量征集劳动者，以实现土地最大限度的增产。随着殖民地人口逐渐增加，生活必需品的消耗量也随之增多，制造业和商业贸易便随之繁盛起来。

文明国家的殖民地土地荒芜、人口稀少。如果土著人对新来的殖民者让步，那么这个地方往往比其他任何地区发展得都要快。

殖民者带来的农业知识和技术远远超过土著人几千年的自发积累。不仅如此，殖民者还带来了先进的政治观念。在未开化的野蛮民族中，政治的自然进步比技术的自然进步还要慢。在殖民地，只需付出很小代价就可获得生产力极大的荒地，因此每个殖民者占有大量土地，而且无须支付地租，甚至不需纳税。没有地主分享他们的利益，君王所分掉的通常也很少。为了使自己得到更多利润，他们就必须设法增加土地的产出。

由于他所拥有的土地非常广阔，而通常缺乏足够的劳动力。所以，他们迫切希望从各地征集劳动者，并以最优厚的工资来支付报酬。但如此优厚的报酬，加上丰饶低廉的土地，不久就会使那些劳动者离开他，自己做地主，再以优厚的工资，雇佣其他劳动者。如此反复，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使一个地方人口越来越多。更多的移民者在此结婚，并定居下来。他们的子女，在幼年时期得到很好的照顾和训练，到长大时，便成了高价的劳动力，大大超过其抚养成本。成年后，技术娴熟的劳动力和低价的土地可以让他们像其祖先那样自立。

在公元1世纪到2世纪期间，古希腊殖民地迅速富强的原因大概也出于此，一些地区的富裕程度几乎能与母国抗衡，甚至超过母国。西西里的塞拉库西及阿格里琴托、意大利的塔伦图及洛克里、小亚细亚的埃弗塞斯和密理图斯等，这些地方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不逊于古希腊任何都市。虽然起步较晚，但一切技艺、哲学、诗学及修辞学却和母国任何地区的发展水平一样高。值得指出的是，两个最著名的希腊学派——达理士学派及毕太哥拉学派，它们并不是建立在古希腊，而是在亚细亚和意大利的殖民地。

罗马殖民地似乎没有这样辉煌的历史。尽管其中有些曾一度发达，如佛罗伦萨。在罗马崩溃之后，佛罗伦萨发展成为比较发达的商业地区，但其进步速度却没有希腊殖民地迅速。罗马的殖民地大都建立在被征服的地方，那里人口已十分稠密，能分给新殖民者的土地不多，而且由于殖民地不能独立，通常没有自治权，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事务。

就占有大量耕地这一点而言，欧洲人在美洲及西印度所建立的殖民地和古希腊殖民地十分相似，面积甚至超过古希腊殖民地。就附属于宗主国这一点而言，它们虽与古罗马殖民地相似，但因远离欧洲的宗主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依附程度，也使它们在较小程度上受母国的监视和支配。在它们按自己的方式谋求利益时，欧洲可能并不知道，或由于欧洲的宗主国不了解而被忽视；有时也因为相距太远，难于管束，欧洲只好容忍。所以，就连像西班牙那样强暴专横的政府，也因害怕引起殖民地动乱，而将对所属殖民地政府的命令撤回或修改。这样，欧洲殖民地在财富和人口上都有非常大的进步。

由于国王也能分享从殖民地所获得的财富，所以西班牙一直很重视殖民地的建设，而欧洲其他国家长期未予重视。不过，西班牙并未因此而较其他国家的殖民地繁荣。按土地面积比例，西班牙殖民地的人口与农业发展不如欧洲其他国家殖民地，但西班牙殖民地在人口与农业改良方面的进步却是非常迅速。基托印第安原来的一个小村落，西班牙将其发展成十万人的城市。这个数目大大超过了英国殖民地三个大都市的居民数，即波士顿、纽约和菲拉德尔菲亚。在墨西哥或秘鲁未被西班牙人征服以前，连适当的驮畜也没有。他们没有耕犁，木锄是他们的主要农业用具。没有铸币，亦没有任何确定的通商媒介，他们的贸易是物物交换。如今，那里已经使用铁和耕犁，并采用许多欧洲技术。所以，土著人自被征服以来，虽横遭残杀，但人口仍比从前多，其人种自然也大大改变。所以不得不承认，西班牙人种在许多方面都比古印第安人种强。

除西班牙人殖民地外，葡萄牙人在巴西的殖民地是欧洲人在美洲最早的殖民地。由于巴西很久没有找到金银矿，所以葡萄牙王室所能获得的收入也很少，也就没有引起葡萄牙人的重视。然而，就在这种不被重视的情况下，它发展成为了强大的殖民地。在葡萄牙还被西班牙统治时，巴西为荷兰人所占领。巴西的十四个省，荷兰人占据一半。荷兰人本来要夺取其他七省，但不久葡萄牙恢复独立，布拉甘查王朝执政。当时，作为西班牙敌人的荷兰人成为葡萄牙人盟友，所以荷兰人就同意把巴西其余未被征服的那七省让给葡萄牙，葡萄牙人也同意把巴西已被征服的七省留给荷兰人。但好景不长，不久后荷兰政府开始压迫葡萄牙移民，引起葡萄牙移民的不满，迫使他们拿起武器来对付他们的新主人。他们虽未曾得到葡萄牙的公开援助，但在母国默许之下，靠着自己的勇气和决心，最终把荷兰人逐出巴西，这样，葡萄牙拥有了整个巴西。在这个殖民地内，据说有六十万以上人民，其中有葡萄牙人、西印度人、黑白混血种人、葡萄牙族及巴西族的混血。当时，没有一个美洲殖民地包含如此多的欧洲血统。

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大部分时间内，西班牙与葡萄牙是两个海军强国。虽然威尼斯商船来往于欧洲各口岸，但其舰队却几乎不曾跨出地中海一步。没有哪个国家的海军敢与西班牙、葡萄牙海军为敌，因此都不敢在南美洲建立殖民地。企图在佛罗里达殖民的法国人多次被西班牙人打败。但自“无敌舰队”在16世纪末叶被打败以后，西班牙的海军力量日益衰微，再没有能力阻止其他欧洲国家殖民。在之后的17世纪中，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等一切有海港的大国都希望在新大陆上殖民。

玻利瓦尔

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年）是南美洲北部地区民族独立战争中最为重要的领导人，也是整个拉丁美洲反抗殖民统治的革命运动中最为杰出的领袖。为了永远纪念这位功勋卓越的革命者，他被授予了“解放者”的光荣称号。

瑞典人在新泽西建立了殖民地。如果这个殖民地能得到瑞典保护，可能会很繁荣，但瑞典不重视这块殖民地，不久就被荷兰人的纽约殖民地所吞并，荷兰人的纽约殖民地又在1674年被英国人所吞并。

丹麦人在新大陆上仅占有圣托马斯和圣克罗斯两个小岛。这两个小殖民地由一个专营公司统治。只有这个公司有权购买殖民者的剩余生产物，并提供殖民地所需的外国货物。所以，在交易上，这公司最大限度地剥削当地。这种专营虽然不能阻止当地进步，却使其进步较为迟缓。后来丹麦国王谕令解散这个公司，之后这两个殖民地就非常繁荣了。

塞维利亚

西班牙塞维利亚城建于公元前43年。1248年，卡斯蒂亚国王费尔南多三世在“光复战争”中夺取该城，赶走摩尔人，从此塞维利亚城逐渐繁荣起来。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这里曾设有“印度群岛（即美洲）交易之家”，垄断着西班牙海外贸易，这是塞维利亚的鼎盛时期。“交易之家”于1717年迁至加地斯后，18世纪以来塞维利亚城曾一度衰落。19世纪末在现代工业的推动下，再次出现生机。图为现代的塞维利亚城。

荷兰人在东印度和西印度的殖民地原来都由一个专营公司统治。同丹麦的专营公司管理一样，荷兰人的公司破坏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因此，与大部分新殖民地比较，其发展缓慢。即使还算可观的苏里南殖民地，都还不如其他欧洲国家的大部分蔗田殖民地。现今分成纽约和新泽西二省的诺瓦-伯尔基亚殖民地，移居者常通过走私，避免公司占有他们大部分的利益。现今，公司允许一切荷兰船只缴纳货物价值2.5%的税，领得特许状后即可与苏里南通商，但非洲与美洲间的直接贸易——那几乎全是奴隶买卖——依然为其独占。公司专营特权的减少，也许是这些殖民地能够如此繁荣的最重要原因。有了相对自由的贸易环境，荷兰的两大岛库拉索亚和尤斯特沙也空前繁荣起来。

在上世纪大部分时间和本世纪一部分时间内，法国在加拿大的殖民地也被一个专营公司所统治。在如此不良的行政管理下，其进步必然很缓慢。但在所谓密西西比计划失败后，该公司就被解散了，此后这些殖民地的发展也更加迅速。到这些殖民地后来被英国占领时，其人口较二三十年前几乎增加了一倍。

法国在圣多明戈的殖民地，最先由海盗建立。他们在很长时期内都不承认法国政府。后来，这批盗匪接受了政府的招安，承认了法国的政权。虽然法国政府在接手该殖民地后也采用了专营公司管理的方式，但很快公司制又被废除，从而保证了圣多明戈快速的人口增长和技术发展。现在，那里是西印度最重要的蔗田殖民地了，其产量比全部英属殖民地蔗田总产量还要大。

荷南多·科尔特斯

科尔特斯（1485—1547年），墨西哥征服者。1485年出生在西班牙麦德林，1518年被任命为向墨西哥进军的远征队队长，1519年9月进入墨西哥首都特诺奇蒂特兰（现在的墨西哥城）。1520年6月30日，特诺奇蒂特兰爆发了一场起义，赶走了西班牙军队，但很快科尔特斯又充实了部队，重新攻陷该城。此后，西班牙人维持着对墨西哥的控制，特诺奇蒂特兰市得以重建，改名为墨西哥城，成为西班牙殖民地的新首都。

在所有殖民地中，英国北美洲殖民地发展最快。新殖民地繁荣有两大原因，一是大量的良田沃土，其次是较宽的自治权限。就前一点来说，英国北美洲殖民地虽有很多优良的土地，但不如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法国人的一些殖民地。但是英国殖民制度却比其他殖民地制度更有利于土地的改良与耕作。

第一，英国殖民地法律规定：各个地主都有义务在限期内改良并耕作一部分土地，而在不履行义务时，可把该土地交给任何人。这种法律虽执行得并不严格，但对提高土地的利用率相当有效。

第二，宾夕法尼亚没有长子继承权，土地像动产一样平均分配给子女。新英格兰只有三省的法律允许长子得双份。在这些省中，虽有时有个别人独占大量土地，但只要经过一两代，土地的占有就会逐渐平均。在其他英属殖民地，长子继承权依然存在，但在所有英属殖民地，土地的借用权使得土地易于割让。为自己利益，大块土地的领受人纷纷割让大部分土地，只保留小额免役地租。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凡附有勋爵称号的大地产，其继承法都有长子继承权。这种大地产全由一人继承，实际上都是限定继承的，而且不可割让。

法属殖民地都遵循巴黎习俗，在土地继承方面，比英国法律更有利于幼子。但在法国殖民地中，有骑士尊号和领地称号的贵族保有地，若有任何部分割让，那么在限期内，按照赎买权，须由领地继承人或家族继承人赎回。国内绝大部分土地都是贵族保有地，那必然妨碍割让。但在新殖民地上，未开垦的大地产通过割让似乎比通过继承分割快得多。肥沃土地的丰饶与低廉，是殖民地迅速繁荣的主因，但土地的垄断破坏了这种丰饶与低廉。此外，未耕地的大量垄断又是土地改良的最大障碍。对社会提供最多和最大价值的生产物的，乃是用来改良土地和耕作土地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的生产物，不仅支付它自己的工资和雇用劳动的资本的利润，而且支付劳动所耕土地的地租。所以，英国移民的劳动，用来改良土地和耕作土地的，比其他任何一国都多。因此，所提供的产品无论从数量还是从价值上说都较其他三国大。

第三，在美洲的殖民地中，英国很少对殖民地的英国移民课以重税，让劳动者占有大部分利润；并且提供用于殖民地建设的费用，使移民者可将更多的财富投入生产。殖民地的海陆军费及行政费用几乎都由英国政府提供，本地提供的费用并不需要太多。在现今扰乱事件开始以前，马萨诸塞每年的行政设施费往往仅为18 000镑；新罕布什尔及罗德岛的行政设施费各为每年3 500镑；康涅狄克4 000镑；纽约及宾夕法尼亚各4 500镑；新泽西1 200镑；弗吉尼亚及南卡罗来纳各800镑。诺瓦斯科舍及乔治亚的行政费，一部分由议会每年拨款支付。而诺瓦斯科舍每年仅出殖民地行政费大约7 000镑；乔治亚每年仅出大约2 500镑。总之，北美全部的行政设施费，不过每年64 700镑。统治300万人的费用如此少，而且统治得很好。在欢迎新总督及新议会开幕之际，殖民地政府的仪式虽十分隆重，但不铺张浪费。他们的教会也同样节俭，没有什一税。为数不多的牧师靠微薄的薪俸或信徒的捐赠维持生活。上述所有方面，其他三国在各自的殖民地上都不及英国做得好。

第四，其他欧洲国家几乎都企图垄断其所属殖民地的贸易，因此禁止外国船舶和它们通商，禁止它们从外国输入欧洲货物。相反英国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政策，加之其广阔的市场，使其比其他欧洲国家更有优势。

有些欧洲国家将其殖民地全部贸易交给一个专营公司经营。殖民地人民必须向这个公司购买他们所需要的货物，并只能把他们需要销售的货物全部卖给这个公司。专营公司故意压低收购价格，尽可能高价销售殖民地人民必须消费品，以获取巨额利润，这有损殖民地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这种公司制一直是荷兰奉行的政策，虽然荷兰公司在本世纪已不行使其独营权；丹麦、法国也曾经采用这种公司制。最近，大部分欧洲国家普遍意识到这种政策不合理，从而开始放弃，只有葡萄牙在一部分殖民地区仍奉行此种政策，至少在巴西两大省，即派南布科及马伦豪仍实施此种政策。

虽然有些国家没有设立专营公司，但往往在殖民地贸易上加以限制，仅允许其与母国某特定港通商。只能在一定期间准许船队出航，或准许有特许状（大多是靠付出很高代价获得的）的单船出航外，其他船舶都被禁止从此特定港出航。诚然，这种政策使母国全体居民都能从事殖民地贸易，只要他们是在适当的港口和适当的时间，使用适当的船只进行就可以。这样移民者们不得不以极高的价格买进商品，而以极低的价格售卖自己的产品。在基托，1磅铁卖价大约4先令6便士，1磅钢售价大约6先令9便士。但殖民地售卖自己的产物，主要是为了要购买欧洲的产物。就这一点说，葡萄牙对于派南布科及马伦豪这两省以外的殖民地所采取的政策，和西班牙的政策完全一样，而对于这两省近来则变本加厉。

有些国家，允许其全体人民经营殖民地贸易。宗主国人民可以利用母国任何港口与殖民地通商，除了海关的一般证件外，不需要任何特许状。这些国家经商者人数众多，而且散居各地，他们彼此间竞争激烈，使得他们不能榨取非常高的利润。在这样宽大的政策下，却给殖民地带来较为合理的价格，售卖他们自己的生产物、购买欧洲的商品。自从普里木斯公司解散以来，英国也开始采取这样宽松的政策（那时英国殖民地还在摇篮时期）。而自从英国人通常所称的密西西比公司解散以来，法国也开始遵循这样的政策。所以，英法两国经营殖民地贸易的利润并不是非常高的，如果要是准许其他各国自由竞争，利润也许还要低些。这两国大部分殖民地的欧产商品价格因此不算异常的高。

在英国殖民地剩余生产品输出方面，只有一定种类的商品，限定输到母国市场。这种商品，因曾列举在航海法及此后颁布的其他法令上，故名为列举商品。其余称为非列举商品，可直接输出到他国，但规定运输的船，须为英国船或殖民地船，此种船只，须为英国人所有，并使英籍船员占到该船全体船员的3/4。

美洲及西印度有几种极重要产物，亦包含在非列举商品中，例如各种谷物、木材、腌制食品、鱼类、砂糖及甜酒。

谷物自然是一切新殖民地最初的和主要的耕种对象。法律准许殖民地有极广阔的谷物市场，这样就鼓励他们推广这种耕作，使其产量大大超过稀少人口的消费量，从而预先为不断增加的人口储存丰富的生活资料。

在林木葱郁的地方，木材价格十分低廉，有时甚至没有价值。林木反而成为土地利用的主要障碍。在人口稀少、农业生产落后的地方，牲畜的繁殖量自会多于当地居民的消费量，因此牲畜往往价值低廉，乃至没有价值。牲畜的价格与谷物的价格必须保持一定比例，一国的大部分土地才能够进行有效开发。通过法律使美洲的死牲畜和活牲畜都有最广阔的市场，以此来提高牲畜的价值，因为牲畜价格的上涨，对于土地改良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乔治三世第四年第十五号法令，把皮革和毛皮定为列举商品，又降低了美洲牲畜的价值。(www.zuozong.com)

中国上海外滩的西式建筑

上海外滩位于中国上海市中心区的黄浦江畔，东临黄浦江，西面为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式、中西合璧式等52幢风格各异的大楼，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群”。1840年以后，上海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开始对外开放。1845年英国殖民主义者抢占外滩，建立了英租界。1849年，法国殖民者也抢占外滩建立了法租界。自此到20世纪40年代初，外滩一直被英租界和法租界占据。

通过发展殖民地渔业来增强我国航运业和海军力量，似乎是英国议会的目的之一。因此，这种渔业便取得了自由制度所能给予的一切奖励，且大大繁荣起来。新英格兰的渔业，在最近的变乱之前，也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渔业之一。捕鲸业在英国虽有异常的奖励金，但成绩不大，一般人看来（但我不想做这种意见的证人），通过它获得的全部价值与每年所付奖励金的价值相差无几。而在新英格兰，虽无奖励金，却在大规模经营。

砂糖本来也是只许输到英国的列举商品。但1731年，经甘蔗栽种者陈请，取消了砂糖输出地的限制。但在允许此种自由时，附有各种限制，而砂糖价格在英国很高。英国及其殖民地，依然几乎是英国蔗糖殖民地所产砂糖的唯一市场。甜酒是美洲与非洲沿岸通商的重要商品，用同种方式带回来的黑奴。如果美洲各种谷物、腌制食品和鱼类的全部剩余生产物，都定为列举商品，强迫输入英国市场，那就过分妨害我们本国人民的劳动生产。此等重要商品之所以没有定为列举商品，而且除了稻米，一切谷物及腌制食品，在一般情况下，都被法律禁止输入英国，那也许并非为了关心美洲的利益，而是为了防止这些产品对英国本土产生过大的不利影响。

列举商品分为二类。第一类是美洲特有的产物，或是母国所不能生产的产物。属于这一类的有蜜糖、咖啡、椰子果、烟草、红胡椒、生姜、鲸须、生丝、棉花、海狸皮和美洲其他各种毛皮、靛青、黄佛提树及其他各种染色树木。第二类是非美洲所特有的产物，虽然母国也能够生产，但其产量不足供应其需求，大部分要求购于外国。属于这一类的，如海军用品，船桅、帆桁、牙樯、松脂、柏油、松香油、生铁、铁条、铜矿、生皮、皮革、锅罐、珍珠灰。即使第一类商品最大量的输入，也不能妨碍母国任何生产物的生产与销售。

殖民地的黑奴

17世纪中叶起，由于欧洲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例如，咖啡成为主要饮料，蔗糖消耗量激增等），欧洲对热带产品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从而促使西印度群岛及美洲大陆生产热带产品的奴隶制种植园获得巨大发展。为了满足那里发展热带作物种植园及开发矿藏对劳动力的需求，大批的黑人奴隶被贩卖到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图为西班牙殖民地区的黑奴，这些黑奴主要在甘蔗种植园和矿山劳作，他们生产的产品都作为原材料被运往欧洲加工。

英国商人不仅想限制这种商品，使其仅能输到本国市场，自己能够在殖民地上廉价购买，在国内以较好的利润售卖。而且想在殖民地与外国之间，设立一种有利的以英国为中心的运送贸易。第二类商品的输入也须准确安排，使不妨碍本国同种产品的售卖，而仅妨害外国输入品的售卖。因为，课以适当的税，商品的价格总会比前者更加昂贵，但仍比后者低廉得多。限制此等商品，使仅能输入本国市场，并非要妨碍英国的产品，而是防止贸易差额被认为不利于英国的那些国家。

禁止殖民地将船桅、帆桁、牙樯、松脂、柏油输到英国以外的任何国家，自然会降低殖民地的木材价格，因而会增加开拓殖民地土地的费用，这也是土地改良的主要障碍。1703年，瑞典松脂柏油公司规定，除非它的商品由它的船只装运，按它自定价格，并按它认为适当的数量运出，否则禁止其输出，它企图通过这些办法来抬高其出口到英国的商品的价格。为了对抗这一个针对英国的商业政策，并使英国尽可能不依赖瑞典和其他国家，英国对于美洲海军军需品的输入，采用发给奖励金的制度。这种奖励金使美洲木材价格抬高，以至大大超过木材限定输入国内市场所能减低的程度。因为这两个规定同时颁布，且有连带作用，有力推动了美洲土地的开拓。

无论就列举商品或非列举商品，英属美洲殖民地及西印度间的贸易都较自由。这些殖民地现在如此富庶，以至彼此都能提供广大的市场。但英国对其殖民地贸易所采用的宽大政策限于原料或粗制品的贸易。至于殖民地产物更精致的加工，英国商人和制造者要自己经营，并请求国会对其征高额的关税来阻碍，使这些制造业不能在殖民地发展。

例如，从英属殖民地输入粗制砂糖，每百斤纳税6先令4便士，白糖纳税1镑1先令1便士，单制或复制的精制糖块，纳税4镑2先令5便士。在课税繁重时，英国是英属殖民地砂糖输出的唯一市场。这种高额关税起初等于禁止白糖或精制砂糖，使之不能供应外国市场，现在又等于禁止制造白糖或精制砂糖，使不能供应那也许可销售其全产量9/10以上的市场。虽然法国殖民地有很发达的砂糖精制业，但在英国殖民地上，除供应殖民地本地市场的精制业外，几乎没有其他砂糖精制业。当格林纳达由法国人占领时，其他各蔗园至少也有砂糖漂白厂，但一经英国人占领，这一类制造厂就几乎全部放弃了。在钢铁方面，虽然英国一方面允许免税从美洲输入生铁，以鼓励美洲的钢铁产业；另一方面却又绝对禁止在任何英领殖民地上建立炼钢厂，甚至不允许其殖民地人民为自身消费而制作钢铁制品，却要他们向它的商人和制造者购买这类必需品。

它又禁止美洲殖民地贩卖本地生产的帽、羊毛和毛织物。这种条例，很有效地使这个殖民地不能建立这一类商品的制造业，这样殖民地人民只能经营通常仅供自用或其同省邻人使用的那些粗糙物品的家庭制造业。

禁止人民制造他们所能制造的物品，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资财与劳动，投入自己认为最有利润的用途上，这显然是侵犯了最神圣的人权。这种禁令虽不太公正，但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妨害殖民地发展。土地价格仍然低廉，劳动价格仍旧昂贵，以至他们依然能以比自己制造更低廉的价格，从母国输入几乎一切种类的精制品。这是母国商人和制造者，由于无根据的嫉妒，毫无道理地加在他们身上的无礼的奴役标记。但在比较进步的情况下，这种禁令很可能成为不能容忍的压迫。

英国把殖民地的几种极重要产物的出口加以限制，作为补偿；又对由他国输入的同种产物课以高关税，而对由殖民地输入的则给予奖励金。按前一种方法，在国内市场给予殖民地的砂糖、烟草和铁上述好处，按后一种方法，给予殖民地的生丝、大麻、亚麻、靛青、海军用品和建筑木材以输入奖励金。这种以奖励金奖励殖民地产物输入的方法是英国所特有的。而葡萄牙不满足于仅以高关税限制烟草从殖民地以外任何其他地方输入本国，而干脆禁止其输入，对违者予以重罚。

关于欧洲货物的输入，英国对于殖民地的管理也比其他任何国家宽松。对于外货输入时的所纳税，英国政府准其在再输出时退还一半以上，有时甚至全部退还。如果外货输入英国时须课以极重的税，而在再输出时又不许退还任何部分，那就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再输出商品了。所以，除非在出口时退还部分税，否则重商主义提倡的输出贸易便会告终。

英国取得了以一切欧洲商品供给其所属殖民地的专营权利，也可像其他国家对付殖民地一样，强制其所属殖民地承受在输入母国时被课以重税的商品。在1763年以前，大部分外货，在输到我国殖民地时和输到任何独立外国时一样要退税。不过，1763年乔治三世第四年第十五号法令，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这种宽松政策。它规定：“欧洲或东印度的农产品、工业制品，在从本国输出到任何英属美洲殖民地时，旧补助税不得退还，但葡萄酒、白洋布、细洋布除外。”在这条法律颁布之前，有许多种外国货，在殖民地购买比在母国购买更价廉。

在制定关于殖民地贸易的大部分条例时，由于主要顾问是经营殖民地贸易的商人，所以这些条例很注重这些商人的利益，较少注重殖民地或母国利益。商人们有专营特权，可以输运欧洲货物供应殖民地，又可以购买殖民地不妨害他们国内贸易的那部分剩余生产物。这种专营特权，显然是以牺牲殖民地利益来顾全商人利益。他们在把欧洲及东印度大部分货物再输到殖民地去的时候，又像再运到独立国家去一样享有退税。按照重商主义的利益观念，这种退税同样是牺牲母国利益来顾全商人利益。商人利益在于：对运送到殖民地去的外国货物，尽可能减少纳税；对输入英国的外国货物，尽可能收回所垫付的税款。这样他们就能在殖民地售卖等量货物，得到较多利润，或售卖较大数量货物，得到同样多的利润。殖民地利益同样在于：以尽可能低的价格取得尽可能多的这一切货物，但母国利益，未必总是这样。退还此等货物输入时所纳税的大部分会影响母国的收入，由于有了这种退税，外国货物更方便运到殖民地，使得母国制造品在殖民地市场跌价销售，这就会影响母国制造业。人们常说，德国亚麻布再输到美洲殖民地的退税，大大阻碍了英国亚麻布制造业的进步。

非洲殖民军队

19世纪末，非洲的法属殖民地士兵主要由当地的土著黑人组成，指挥官由欧洲的白人担任。他们是宗主国殖民地政策的最大保障者，为欧洲的商业公司在殖民地攫取资源和财富提供武力支援。图中描绘的是非洲的法属殖民地的边境哨所。

英国的政策虽和其他各国一样，同样受到重商主义精神支配，但不像其他国家那么褊狭。英属殖民地人民除了对外贸易，其他各方面都有完全自由，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在所有方面，他们的自由都和移民者国内同胞的自由相等，而且同样有一个人民代表议会来保证这种自由，人民代表议会是唯一有权力课税以维持殖民地政府的机构。议会的权力超越行政权，即使最卑贱或最可憎恶的殖民地人民，只要遵守法律，就用不着忧惧总督或省内文武官吏来找他们。行政机关也许无力收买议会，而且因为行政机关经费由母国支付，也没有收买议会的必要。所以这种议会也许更受选举人的意旨影响。殖民地参议院与英国贵族院相当，但不是由世袭贵族构成，却由人民代表推选。在现今的变乱开始以前，殖民地议会不仅有立法权，而且有一部分行政权。在康涅狄克及罗得岛，总督亦由议会选举。在其他殖民地上，议会规定的赋税，由议会直接派员出去征收，征收员对议会直接负责。所以，人民在英属殖民地比在母国更为平等。他们更有民主共和的精神，尤其是新英格兰那三个政府，民主共和的精神更为明显。

反之，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专制政治，却又在它们各自的殖民地上建立起来。这种政治大都以独断权授予一切下级官吏。我们知道，在一切专制政治之下，首都相对来说更为自由。首都为君主所在地，下级官吏有所威慑，但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人民的怨声不容易传到君主耳中，这使得下级官吏为所欲为，无所顾忌。也许只有英属殖民地政府，能给那么遥远的地区的人民以完全的保护。法国殖民地的行政，与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殖民地的行政相比，较为宽宏温和。这种较好的政治与法国民族的性格相称，也和一切民族的性格相称，他们政府的性质，与英国相比，虽较为专横，然与西班牙、葡萄牙相比，则比较守法、比较自由。

英国优越的殖民地政策，主要在北美殖民地的进步上表现出来。法国蔗糖殖民地的进步，与英国大部分蔗糖殖民地的进步，至少是相等的，甚或更胜一筹。更重要的是，他们政治制度使他们对于黑奴的管理有更好方法。不过，法国没像英国那样阻碍殖民地的砂糖生产。

在所有欧洲殖民地，甘蔗都由黑奴栽种。据说，生长在欧洲温带的人民的体格，不能在西印度炎日下从事挖土劳动。就今日情况而言，栽种甘蔗都是手工劳动。许多人认为使用锥犁可以提高劳动效率。但犁耕的利润与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牛、马的良好管理，奴隶耕作的利润与成效，必同样取决于良好的管理。我觉得法国种植者比英国种植者更擅长管理奴隶。对奴隶给予一些基本的保护法律，使其少受主人侵凌，似乎在政治十分专制的殖民地上，比在政治完全自由的殖民地上实施更有效。在设有不幸的奴隶法规的国家，地方长官在保护奴隶时，就在一定程度上，干涉了主人的私有财产管理。

在自由国家，主人或为殖民地议会代表，或为代表的选举人，所以地方长官非经充分考虑，不敢干涉他们。地方长官不得不在乎他们的利益，这样就使他难于保护奴隶了。但在政府十分专制的国家，地方长官常常干涉个人的私有财产管理，要是个人不依他的意见管理，他可以发出拘票逮捕他们，所以，他要保护奴隶，便容易得多。地方长官的保护，使主人不敢轻视奴隶，因而不得不对奴隶给予相当的重视和比较温和的对待。温和对待奴隶，不仅使他们更诚实，而且使他们在劳动时更卖力。

在专制政治下，奴隶比现在更自由、境遇更好。古罗马第一个保护奴隶的人就是皇帝。维迪阿·波利奥要在奥古斯丁皇帝面前把犯了小过失的奴隶截成小块喂鱼，皇帝大怒，命令立即将其释放。在共和政治下，长官没有权力保护奴隶，更谈不上处罚主人。

应该指出的是，用以改良法国殖民地的资本，几乎全部来自殖民地，那几乎全是土地和殖民地人民的劳动的产物。换言之，是由良好的经营而逐渐蓄积并用以扩大再生产的那部分产物的价格。但英国蔗糖殖民地改良及开垦的资本，却大部分来自英国，并不全部是土地和殖民地人民劳动的生产物。英国蔗糖殖民地繁荣的主因，是英国财富一部分流到这些殖民地。但法国蔗糖殖民地繁荣的全部原因，纯属殖民地人民的良好经营。在这一点上，法国移民优于英国移民。这在奴隶的良好管理上可以清楚体现。

加勒比殖民地的拓荒者

英国在加勒比殖民时期将加勒比殖民地作为国内产品的原材料产地，同时又将产品销往殖民地，英国从与殖民地的贸易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由于英属加勒比殖民地大量投资甘蔗种植园，发展单一经济，给殖民地带来了严重后果。种植单一农作物对土地结构造成的破坏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修复。

以上所述是欧洲各国对所属殖民地的政策的大纲。所以，关于美洲殖民地最初的建立及此后的繁荣（仅就内政方面而言），欧洲的政策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支配着最初计划建立此等殖民地的动机似乎有失正义，寻找金银矿，损害善良土著人的利益，足见其不义。后来建立殖民地的冒险家，似乎除了妄想寻觅金银矿山外，还有其他比较合理、值得称赞的动机，但就是此等动机，也是不光彩的。

因在国内受限，英国清教徒逃往更加自由的美洲，并在新英格兰建立了四个政府；受到更为不公对待的英国天主教徒也逃至美洲，在马里兰建立政府；教友派教徒则在宾夕法尼亚建立政府。葡萄牙的犹太人受宗教法庭迫害，财产被剥夺，而且被赶到巴西，他们以身作则在原为流犯与娼妇居住的殖民地，传入了某种秩序与产业，并教他们栽种甘蔗。所以，使人民侨居美洲并从事耕作的，并不是欧洲各国政府的智慧与精明。相反，是他们的乱政与横暴。

对于殖民地的开拓与建设，欧洲各国政府没有一点功绩。墨西哥的征服不是西班牙枢密院的计划，而是古巴总督的计划。而使此计划变成现实的，乃是大胆的冒险家。在征服美洲时，智利及秘鲁的征服者，甚至美洲大陆上的所有征服者，除西班牙国王许以他们名义外，其他国家都不曾许以任何奖励。但西班牙政府对他们没有什么贡献。至于英国政府，则对其所属北美殖民地的拓殖同样没有贡献。

但在这些殖民地建立后，利益相当可观，足以引起母国政府的注意时，母国便对其颁布一些条例，企图保证该国政府独占此等殖民地的贸易，牺牲殖民地的利益以扩大自己的市场。因此，与其说政府的介入是为了促进它们的繁荣，倒不如说加以压抑。不过，欧洲各国施行此种独占的方法并不相同，这就是欧洲各国殖民政策大相径庭的一点。其中，最好的是英国。但英国的殖民政策也只在一定程度上不像其他国家那么褊狭和苛刻而已。

这样，欧洲政策究竟在哪些方面有助于美洲各殖民地的繁荣呢？只在一个方面有很大的帮助：哺育并造就了能够完成伟大事业、建立伟大帝国的人才。除此外，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政策能够造就这种人才，实际上也不曾造就这种人才。这些殖民地应当把他们富有积极进取心的建设者所受的教育，与他们所以具有伟大眼光归功于欧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