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吞象”，上海纺织产业结构调整打出重拳

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上海纺织系统面临的棘手问题，是作为上海母体工业的纺织产业，由拥有家大业大人口众多的优势到一夜之间亏损巨大，这一优势成为纺织系统的包袱。如何解决这样棘手的问题，按照时任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党委书记朱匡宇的话说，只有大大压缩生产总量，向技术资金密集型方向调整，纺织工业才有发展前途。将上海第二织带厂列入依法破产的决定，在当时是一件需要勇气和智慧的艰难选择。之所以说需要勇气，是因为国有企业破产没有先例。当时国内针对破产的法律，只有一部1986年颁布的《企业破产法（试行）》，其条款内容还不足以涵盖市场经济环境下遇到的所有问题，包括职工安置、资产处置、企业遗留问题等。说需要智慧，是指只有通过“吃螃蟹”，才能在实践中取得改革的经验。

（一）建立清算小组，政府各职能部门提前介入

上海第二织带厂坐落在延安西路1672号，其历史可以追溯至1948年，其名为大生织造厂。19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上海益兴织造厂等6家工厂并入大生织带厂。1966年的时候更名为上海星火织带厂，1979年更名为上海第二织带厂。该企业曾经是行业的利税大户，1979年至破产审计之前共上交利税3000多万元。1987年后，同类产品在乡镇企业大量出现，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同时由于缺乏资金改造设备，产品一直处在中低档水平。1990—1993年连续4年亏损，累计亏损额251．6万元。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持387名在职职工和439名退休职工及45名支农职工的生计，实属困难极大。到期债务无法清还，如果继续勉强维持，只能加快国有资产的流失。

1993年9月—1994年2月，上海市委、市政府曾多次召集市委办和上海市纺织工业局有关部门进行可行性研究，并对其准备破产一事作重要批示。在政府各委办的多方协调下，由蒋以任副市长担任总负责人。市政府印发1994-1专题会议纪要，具体实施破产试点工作。上海市政府组织经委、体改委、法制办、劳动局、财政局、社会保险局、国资办、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市总工会、高级人民法院、长宁区法院、市纺局等多家单位，专门召开《关于上海第二织带厂实施破产试点的问题》专题会议。会议对职工及资产的安置和处置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充分的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后统一执行。

1．审计、评估、处置国有资产

1994年3月，长宁区法院立案受理上海第二织带厂破产申请后，当即安排保安公司对全厂的机器设备、厂房等财产进行有效保管，并组织专业人员对所有实物，包括房产、织带专用设备、通用设备、车辆、成品、在制品、低耗品、原材料等进行彻底清点造册。清理应收账款包括对外投资、联营、办三产的债权债务所有财产。由长宁区法院向债务人发出通知93份，计金额120万元，确认债权60万元，已收回30万元。

经审计师事务所核实全部报表及账册确认，上海第二织带厂的账面总资产为835．38万元，审计后资产总额调整为595．56万元，净资产负172．72万元。经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立项，由上海市会计师事务所对上海第二织带厂缝纫财产进行评估，评估后的总资产为640．76万元，比评估前增值7．6%。在审计、评估的基础上，事先征得债权人同意后，清算组经法院同意，在上海《解放日报》刊登出售房产、旧设备、车辆、成品、原材料等财产的广告。

2．妥善安置职工

1994年3月，上海第二织带厂通过《解放日报》刊登破产公告，部分待工在家的职工闻讯赶到厂里，很多人哭了，但是，无奈地接受了破产现实。由于政府等多方面的提前介入，按照破产流程，在做好职工思想工作的同时，事先解除了合同制工人的合同，并梳理了按规定可以提前退休、退职人员的手续。除了一部分商调和一部分辞职的，最后约剩下170位职工待安置。当时的方案是，出售机器时吸纳部分职工，每安置1人，以2万元计算抵扣卖价。这样的考虑是基于保障社会的稳定，保护生产力，同时可以让机器设备、厂房、原材料、在制品等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使用。对自谋出路的以及一些不宜继续参加工业生产劳动的职工，作一次性补偿，发放安置费，计算口径按本企业的工龄计。按照事先的工作安排及有关安置职工的法律框架，为最大限度保证职工的权益，上海第二织带厂职工的安置费及欠公积金贷款在破产清偿时被列入第一偿还顺序。

1994年4月27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下达了民事裁定书，上海第二织带厂正式破产。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实施7年后，上海第一家正式破产的国有企业。

（二）上海宽紧带厂走资本运作途径，成功接盘上海第二织带厂(www.zuozong.com)

企业破产之后的资产处置及员工的安置是上海纺织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最先考虑的重点问题。选择产品相近、系统一致的企业来市场化运作企业间的资本流向，是上海纺织系统继上海第二织带厂破产之后走出的第二步——资本运作。

上海宽紧带厂坐落在上海市愚园路1032弄60号，与上海第二织带厂同属长宁区所辖。该厂的历史比上海第二织带厂更早，创建于1924年。经过历史变迁，工厂经历了1956年公私合营、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洗礼，后经过市纺局、制线织带公司对几十家同类企业的不断整合调整，成为本市专业织带生产企业。创建初期设备有1511型有梭织带机、铁木式编织机等。生产产品主要包括各类刚性织带、弹性宽紧带等。进入政府牵头接盘上海第二织带厂候选名单，是因其有比较扎实的管理基础。

1988年上海宽紧带厂的设备、计量、企业管理等工作，先后通过上海市纺织工业局系统评审、上海市经委系统的综合评审。1990年，上海宽紧带厂在调整中发展，建立职工利益共同体，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同时，在稳定经营的前提下，修订完善各项承包指标，运用现代化管理手段来提高各项工作的适应力。1992年率先进入金桥出口加工区，并与之共同组建上海金开装饰花边有限公司，产品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企业有了新的面貌。

1994年，当长宁法院宣告上海第二织带厂破产后，上海宽紧带厂现身，经上海国资办清算确认，上海第二织带厂的全体职工和设备原料由上海宽紧带厂接收。当时职工仅260多人的支部级上海宽紧带厂斥资160万元，一举收购总支级国有企业上海第二织带厂的全部生产设备并吸纳其职工，完成了一次以小吃大的“蛇吞象”资本运作。

1995年，经上海市经委、市国资办、上海市工商局及上海纺织申达集团审核，经该厂职工的共同努力和大部分职工出资，获得购买国有资产产权的机会，一次性将国有资产全额置换出来，企业的经济性质由原国有小企业转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转制完成后，召开了第一届股东代表大会，成立了第一届董事会，并推荐陶勇为董事长，下设监事会等分支机构。国有资产经过一系列的流程再造，上海纺织系统诞生了第一家由国有小企业改制的股份合作制企业。

（三）意义与思考

国企破产之后，职工面临劳动合同终身制的改变，心理承受能力遭受了一次从未有过的大考。国有资产退出，国企职工走向市场，其过程虽然充满阵痛，但是，围绕国有资产的改革风暴迟早会发生。上海的纺织系统在产权改革领域下了一盘先手棋，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为国企改革、为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与新办法，其意义远远超过两个国有小企业本身的盛衰成败。

（1）自1986年11月1日国家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以来，上海在1992—1993年期间，法院共受理了50多宗破产案件，但大多是乡镇企业和三产型的经营性公司，国有企业的破产案例，在全国范围也不过是20家，上海一家都没有。企业破产后如何安置职工是一个难点。此法第4条指出：“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妥善安排破产企业职工的重新就业，并保障他们重新就业前的基本生活需要，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直到1994年，也未见有国务院相关方面的实施办法出台。某些领域政策滞后于经济发展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社会成本的增加。

（2）国企破产，虽然遵循的是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打破了政府包办包揽的成规旧套，但是，受历史局限，破产这个司法层面的事情，该由政府来主导还是该由企业来主导，在当时尚未完全划清界限。上海第二织带厂的破产以及接盘企业的选择，其做法还明显带有计划经济的政府影子，还带有较明显的政府主导色彩。与此同时，按照当时的规定，破产企业的清算组该由法院在政府各有关部门中指定产生。但是，由于破产清算的工作量大、延续的时间较长，政府有关部门还没有做好抽出专门人员、专门机构可以配备专门人员的准备。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职能部门采取委派有关人员兼任的办法，精力如何集中、工作怎么连贯等问题还有待解决。

（3）在安置职工方面，还有社会配套养老保险、待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一系列的社会保障功能不够健全的不利因素。上海第二织带厂的破产，为这些制度的出台提供了诸多鲜活的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