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机器织布局与上海华盛纺织总厂

兴办近代纺织工厂，是洋务运动“求富”的重要活动之一。1878年，李鸿章在上海筹办机器织布局之后不久，左宗棠在甘肃兰州筹设织呢局，1888年张之洞在湖北筹设织布局，后又于1894年办纺纱局、1895年办缫丝局、1897年办制麻局，合称“湖北纺织四局”。上海的机器织布局创办时间早于其他各地，而且产品主要针对棉纺织业。这也是中国第一批近代纺织工业兴起时的基本布局。

上海机器织布局位于杨树浦的黄浦江边。其初始资本金50万两（实际到账40万两），后增至100万两。工厂初期设有立炉5座、小立炉1座、500匹马力引擎1具、织布机200台、纺纱机40台。按照郑观应工厂达产规模的设计：上海机器织布局用织机400张，年产棉布24万匹，得银44．4万两，除去成本开支，可得银7．5万余两。上海机器织布局经近10年的筹备，于1889年底投入运行。

上海机器织布局旧址（图片拍自上海纺织博物馆）

上海机器织布局工厂设备

（一）上海机器织布局在选择负责人时一波三折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在官督商办情况下筹建的，因此，在朝廷方面，主要是洋务派的李鸿章等人在选择筹建负责人时，走了一段小小的弯路。

第一位候选人是具有道员头衔的彭汝琮。1878年10月5日，彭汝琮分别写信给南洋大臣沈葆桢、北洋大臣李鸿章表示他想在上海筹建机器织布局的设想。信中他还附了自己拟订的8条建厂章程和24条预算细目的具体方案，其目的是请求官方给予工厂享有与外商同等的税务优惠等。按照彭氏的建厂计划，机器织布局主要经营轧花、纺纱、织布业务，初期资本为50万两，共置布机480台（后增至800台）。计划投产半年后棉布的年产量可由26万匹增至45万匹，预期盈利由9万两升至15万两，预计红利可达30%。彭氏声称建厂所需资金由他自己来筹措，无须官方出资。

针对这样一份建厂方案书，李鸿章在持肯定态度的同时还做了两件事情。李鸿章首先向朝廷打申请报告，提出同意开建的理由。其奏折写道：“查进口洋货以洋布为大宗，近年各口销数至二千二三百万余两。洋布为日用所必需，其价又较土布为廉，民间争相购用，而中国银钱耗入外洋者实已不少。臣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在征得朝廷同意之后，李鸿章做的第二件事情是给彭汝琮物色副手人选。李鸿章选的副手包括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由他来出任“会办”，委任太古买办卓培芳、上海绅商唐汝霖，以及候补知县常康等人为“协（帮）办”。找“会办”“协（帮）办”人选的初衷，主要因为李鸿章本人过往在与彭汝琮的接触中留下对其“人素荒诞……本大臣甚不相信”的印象，而且李鸿章安排自己信得过的人选来一起打理此项目也属稳妥做法。

1879年初，建厂工程正式启动，并正式命名为上海机器织布局。但是，很快彭汝琮与郑观应发生诸多意见分歧，郑观应便向李鸿章提出辞职申请并得到批准。李鸿章经调查后发现彭汝琮在招股、定购机器、购觅厂地、建造工厂等几个重大问题上存在谎报、瞒报的情况。这些问题如郑观应所禀报：“所称集股五十万两……自如至终未见实际”；擅自向新太兴洋行定购织机800部，“该洋行以定银五万延约未付……彼已窥破虚实”而未成交；买厂地亦因“抵押移应他急”而无结果，无厂地加之手中缺乏现款，造厂房就谈不上了。李鸿章接禀批示道：“兹据禀述各情，是彭前道作事虚伪，专意骗人，毫无实际，其心术品行，至穷老而不改，可鄙已极。”彭汝琮被辞。如此，上海机器织布局因任人不力而遭到建厂之事的第一波曲折。

李鸿章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信心并没有因为彭汝琮而减少。1880年，李鸿章委派编修戴恒为总办、道员龚寿图为会办以及让郑观应、经元善等一起继续操办机器织布局的筹建工作，并作了“此举以招集商股为第一要义”，“所需资本必须顶为筹足，以免临事周章”等一系列指示。按照李鸿章的意图，郑观应主拟了《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该章程比较详细地制定了资金筹措（招集商股）、购机买地、生产销售、赢利分配等一系列规划。可见，郑观应是李鸿章信得过的人，也是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建的核心人物。但是，1883年，上海出现金融风波时牵连到机器织布局内部的股票资金账目亏损的情况时，郑观应一方面处在被追查的境况中，另一方面又因1884年中法战起，其应粤防大臣彭玉麟之邀，启程去了广东。

郑观应离开后，盛宣怀成为其接替者。郑观应的账目一案结束之后，李鸿章委江海关道龚熙瑗督同龚寿图、龚彝图及杨宗濂等人继续织布局的筹办事宜。又经过数年时间，上海机器织布局于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1889年12月24日）试机，十二月初七日（12月28日）正式开工。次年春天，李鸿章又委派时任轮船招商局会办的马建忠为机器织布局总办。自1879年至1889年，历时10年一路换帅，几经波折，上海机器织布局总算踉踉跄跄开始进入生产状态。

（二）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入股资金筹措时间跨度长且经营管理缺乏足够的经验(www.zuozong.com)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中国最早的官督商办合作经营的纺织工业股份制工厂，在当时算是一件新鲜事物，诸多入股者对机器织布局的前途发展缺乏足够的信心，因此在认购开始阶段，实际到账的钱跟招股章程所拟定的资金略有出入。而且，面对资金在管理中出现质押、亏空等事宜也没有一套有效的管理办法。

1883年上海出现金融倒账风潮、股票大幅度下跌的时候，机器织布局中的部分资金暴露了“或已放出，或押股票，均无实银存局”的情况。当发现账面有亏损情况再去处理时，当事人已经去了广东，等这些账目处理完毕时又跨越了5个年头，直至1887年才刚刚处理完毕。处理的结果是“变价还款，约亏银二万两……照数赔偿”初期的入股者戴恒、龚寿图、郑观应、李培松各认股份5万两。其余的差额欲请求李鸿章拨公款5万两及另与各关道绅商凑5万两，共集股银30万两。后有蔡嵋青、经元善等人认股才逐步凑足40万两。按照郑观应50万两资金的设计安排，当时还缺口10万两。因此筹办的初期实际到账是40万两。因筹建过程时间跨度较大，后来的资本金扩充后达到100万两。

（三）外聘美国工程师丹科

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技术总负责人是外聘美国工程师丹科，他到岗后，先采用国产棉花到英、美纺织厂上机试织，以便更准确地选择适合本地棉花品质的机器装备。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纺织机械从弹花、纺纱到织布全部设备均从美国引进，自投产之日起，上海机器织布局营业兴旺，获利很高。1893年夏天，李鸿章决定扩充纺纱，致信在英国任公使的薛福成，请他代向英国订购机器。扩充设备来自英国制造，到1893年为止，布机增至530台，纱锭达35000枚，实际投产织布机300余台，纱锭27000余枚，工人人数增加至4000多人。如日夜开工，计最多可生产出600匹布，且产量有逐年上升趋势。产品主要销于上海地区，同时亦销售到福州、重庆等地。

（四）上海机器织布局享受到的政府优惠待遇

第一，“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第二，布局所产布匹由上海运入内地，与洋布一样仅完正税，概免内地厘税，出口与洋布相同，仅完正税。这些措施对织布局之后的发展都提供了基本政策保障。

（五）上海机器织布局遭大火烧毁后再重建华盛纺织总厂

纺织工厂其实是一个防火重大区域。但是，从长期手工作坊脱胎出来的作业管理，有着致命弱点。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西面为账房和工友所居之处，东面为轧花纺纱女工捡花处、机器织布处、堆货栈房等。轧花机器设在楼上，而花子则堆在楼下。光绪十九年九月初十日（1893年10月19日），大火起于清花厂地板下清花机下面的地沟。当工人发现冒烟时，就将地板掀开，废棉花接触大量空气，火焰迅速腾起，顷刻冒蹿至屋顶，延及30余丈外的棉花间。厂房的屋面是用牛毛毡和柏油（沥青）制作的，易于燃烧。起火地方虽离黄浦江不远，取水并不困难，但皮制的洋火龙已有很多损坏的，取水不灵便的同时，许多洋火龙反而被大火烧坏。面对火势，上海机器织布局有人连忙乘马车赶往英、法、美租界，请他们的火龙来救火，却遭到洋人的拒绝，理由是工厂在租界之外，不便前往。大火从上午9时烧到晚上7时，前后烧了10个小时。这场谁也不曾料到的火灾，烧毁清花厂、弹花厂、织布厂、机器厂、生火间（锅炉房）、棉花仓库、棉纱仓库、洋布仓库以及工人宿舍等共计600余幢（间）建筑及机器设备，直接损失总计白银至少150万两。

华盛纺织总厂

一场突发大火让刚具雏形的工厂备受打击，但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商面对如此巨大的打击，并不懈怠。1893年11月，李鸿章派盛宣怀会同上海海关道聂缉规负责恢复织布局，募集新股100万两，在织布局旧址上再设立了机器纺织总厂，取名华盛纺织总厂，纺织工业先驱的灵魂注定属于上海这座城市。新建的华盛纺织总厂，性质仍为官督商办。中国纺织工业的序曲一唱三叹，历史的战车终于再次出发。至1894年9月，隆隆的机器织布声又在黄浦江畔响起。华盛纺织总厂寄托着这座城市的期盼，就此迎来了新的历史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