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47]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政党，为了维护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其中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同敌人进行谈判斗争。
1.在安源路矿罢工斗争中帮助工人与路矿当局的谈判
1921年冬，安源路矿一些工人曾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并指导一切。为推动安源路矿罢工形势的形成，中共湘区区委书记毛泽东曾5次到安源，并于1922年上半年，建立了中共安源党支部，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9月初，在部署粤汉铁路工人罢工任务后，又指示中共安源党支部：迅速发动工人罢工，与粤汉工人罢工相呼应，推动长沙各行各业手工业工人罢工。这时，刘少奇受党中央派遣来到湖南。毛泽东委派他到安源路矿领导罢工运动。9月11日，刘少奇于星夜赶到安源。这时，粤汉铁路武长段已经爆发工人大罢工。安源路矿两局（铁路局和矿务局）深恐受到涉及，主动找李立三联系，表示愿意前往官厅疏通保护俱乐部。俱乐部趁此机会向路矿当局提出了三项要求。12日，路矿当局的答复未能达到俱乐部的要求。李立三、刘少奇决定召开紧急会议，作出最后决策。在当晚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认真分析了形势，会议决定立即举行罢工。
14日凌晨，按照预先号令，从安源车站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汽笛声。随后，各处汽笛长鸣5分钟之久。这响彻云霄的笛声宣告：安源路矿大罢工开始了！天亮之后，人们发现，往常繁华热闹的街道一片沉寂：工厂关门，矿井封闭，列车停驰，工人全部在宿舍待命。臂带袖章的纠察队员把守着要道路口和厂、矿出入口，墙壁、电线杆上到处张贴着罢工的标语、布告和宣言。《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发出后，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工会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率先发表声援电，指出：我们接阅你们的罢工宣言，知道你们已经鼓着阶级斗争的勇气和惨无人道的资本家、官僚、军阀宣战了。我们非常佩服你们的奋斗精神与作战的力量。我们诚诚恳恳地愿你们坚持到底而获得最后的胜利。《大公报》《申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晨报》等报刊接连报道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的消息或评论，极大地增强了安源路矿工人斗争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路矿当局在收买、恐吓、组织戒严均无效果的情况下，开始与工人代表进行谈判，刘少奇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参与了谈判的主要过程。
第一次谈判于14日上午进行，刘少奇在俱乐部接待了充当调停人的商会代表和地方绅士谢岚航、陈盛芳等，提出谈判必须以17条复工条件为基础进行协商。当晚，路矿当局回应刘少奇提出的条件，说：“对于工人所要求各条，皆可承认；但现时做不到，请先邀工人开工，再慢慢磋商条件。”这个承诺实际上等于没有承诺。刘少奇识破敌人的缓兵之计，立即回绝。
次日，举行了第二次谈判。由李立三与路矿当局全权代表在商会进行。路矿当局仍坚持先开工，后商量条件。李立三予以拒绝。谈判因此陷入僵局。
16日午刻，路矿当局直接派人到俱乐部，通知“请代表至戒严司令部商量解决办法”。确定在此场合谈判，透露出鸿门宴的气息，意在威吓工人代表作出让步。刘少奇决定亲自前往。《刘少奇传》对这次谈判作了如下记述：刘少奇一到戒严司令部，就向戒严司令李鸿程斩钉截铁地声明，如果谈判不从磋商工人的条件入手，事情就没有解决的希望。李鸿程威吓道：“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先行正法！”刘少奇毫不畏惧，回击说：“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这位戒严司令又说：“我对万余人也有法子制裁，我有万余军队在这儿！”刘少奇愤怒地说：“就请你下令制裁去！”[48]
这次谈判虽然充满火药味道，但刘少奇临危不惧、大智大勇的表现，却给反动势力以震慑。刘少奇回到俱乐部后，李鸿程很快派人送来一封信，信中代表驻军向俱乐部表示道歉，并声称他愿意充当调解人，从速解决问题。17日晚，再进行第四次谈判，尽管谈判十分艰苦，谈至18日，终于达成13条协议。工人俱乐部提出的条件几乎全部实现，坚持5天的大罢工取得完全的胜利。
这次成功实践，使刘少奇进一步认识到工人阶级力量的强大，促使他把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工作作为他从事工人运动的基地，进一步探索经验，以推动全国的工人运动。
“七君子”，即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他们都是主张抗日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1936年5月31日，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通过《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向全国各党各派建议：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当选为执行委员。1936年11月22日深夜，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消息传出，全国哗然。北平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107人，天津文化界、泰国华侨文化界200余人，新加坡全体华侨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要求举国抗日，提出“八项主张”，其中第三条明确提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指的就是“七君子”被捕一事。之后，应张、杨两将军的邀请，中共中央先后派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到西安协助他们同蒋介石的代表谈判。1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呼吁国民党放弃“武力的讨伐”，实行和平处变的政策，并把释放“七君子”作为谈判的条件之一。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在同宋子文的谈判中，周恩来提出六项条件：（一）停战，南京方面撤军至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允许中共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张、杨同意以此为基础谈判。宋子文表示个人同意，答应转告蒋介石。在这个关于放蒋的条件中，也包含释放爱国七领袖。
12月24日下午，在周恩来同宋子文的继续谈判中，如何释放爱国“七君子”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宋子文表示，要中共做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提出暂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的会议，改组国民党，开放政权；说回去后与孙夫人商量释放政治犯的办法。这里说的“与孙夫人商量释放政治犯的办法”，也是指解决爱国“七君子”的问题。早在“七君子”被捕之后，宋庆龄即向新闻界发表声明：关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位领袖的被捕，我以这个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特提出抗议，反对这种违法的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在他们身上。当时，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冯雪峰抵沪仅数日，就拜访宋庆龄，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随后，应宋庆龄的要求，专门为她安排了一位地下党员做交通联络工作。
在此后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进行的国共合作谈判中，都把释放“七君子”列为议题之一。1937年2月12日，周恩来同顾祝同会谈，会谈结果如下：“（一）中共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停止武装暴动及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御侮救亡的统一纲领。国民政府分期释放政治犯，对中共党员、中共党组织不再逮捕、破坏，允许中共适时公开……”[49]这里的“国民政府分期释放政治犯”，其中包括释放“七君子”。
然而，国民党当局仍决定并授权苏州法院以“危害民国罪”对“七君子”提起公诉。4月11日，周恩来致电张冲，指出国民党此种作法“大失国人之望”。希望张“进言当局，断然改变此对内苛求政策”。4月12日，周恩来致电叶剑英，告以沈等七人被捕及通缉陶行知等事，毛泽东已电潘汉年赴南京谈判，并准备发动援救沈钧儒、陶行知等的运动。要叶通知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准备响应。同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赞扬沈钧儒等“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为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而为中国及全世界人民所敬仰”，谴责国民党当局制造“爱国有罪之冤狱”，要求释放“七君子”等全体政治犯。4月15日，周恩来致电蒋介石，指出沈钧儒等七人“其心纯在救国”，“锒铛入狱已极冤”，苏州法院的作法“不特群情难平，抑大有碍于政府开放民主之旨”，要求释放。5月23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准备赴庐山见蒋介石。在他向党中央报告的与蒋介石谈判的计划中，提出：商议共同纲领、联盟或改组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停止全国“剿共”、派人到南方苏区联络、发表边区政府委员会名单、改编红军、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召开国防会议、释放“七君子”等问题。再次将释放“七君子”作为议题之一。
在国民党准备重新审查“七君子”案的关键时刻，7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要潘立即通过“七君子”的家属和律师同“七君子”磋商，设法与CC[50]方面出面调解的人谈判，以“不判罪只到庐山谈话则为上策，只判轻罪而宣告满期释放此为中策，释放而请到南京做事或出洋此为下策”。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谈判，在全国人民共同声援下，国民党当局最终不得不承认“救国会以救国为目的，当然无罪”，于1937年7月31日释放“七君子”。
中国共产党为营救“七君子”同国民党进行的艰苦谈判斗争，不仅因为“七君子”的救国举动是正义，不应被治罪；也因为“七君子”是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名流，是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名中国公民，他们的民主权力、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
3.营救叶挺的艰苦谈判(www.zuozong.com)
叶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因骁勇善战，赢得“北伐名将”美誉。大革命失败后，任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广州起义后因受党内错误清算一度旅欧脱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军长。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叶挺赴敌营谈判时被国民党军扣押。中共中央非常关注他的个人安危，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同国民党谈判，积极设法予以营救。
叶挺被扣之后，随即被解往江西宁国关押。1941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军长交付军法审判，并通缉副军长项英。为反击国民党制造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中共中央代表、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立即为《新华日报》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要报馆加快编排和制版印刷，抢在次日各大报发出之前，送到广大读者手中。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51]。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1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必须采取尖锐对立的步骤回答蒋介石1月17日的步骤，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收到中共中央电示后，周恩来立即将中共中央解决皖南事变、挽救时局危机的十二条办法面交张冲转国民党中央。十二条办法是：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反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52]这是中共中央就营救叶挺首次同国民党进行交涉。
1月下旬，周恩来就释放叶挺一事，专门找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进行交涉。蒋介石得到张冲的报告后，通过张冲找周恩来、叶剑英，希望恢复两党谈判，并以允许中共在江南部队集中展期北移，新四军归入八路军扩大其编制等为条件。周恩来等答复：不实行十二条，无谈判可能。
2月10日，黄炎培、周士观、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张申府、左舜生、张君劢来到玉皇观，同周恩来商讨对国民参政会的态度。座谈中他们建议：以中共七名参政员名义将中共提出的十二条善后办法提到参政会要求讨论，以此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否则不能出席；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国共关系和民主问题，在此会上提出“十二条”。周恩来将爱国民主人士的建议致电中央后，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表示同意此建议，并同意在参政会外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政治问题。此后，中共中央把释放叶挺与参加由国民党主导的国民参政会捆在一起，同国民党进行了一系列谈判。
2月15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反映国民党当局政治压迫仍然日益加紧，提议以书面向国民参政会声明，如不答复“十二条”，中共参政员便不出席参政会。2月18日，周恩来接见张冲，在谈话中批评国民党“近月来政治压迫事件频仍，如逮捕报贩、恐吓读者、扣压邮件、封闭报馆、撕毁广告等。”同日，周恩来将中共七名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送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公函声明在中共中央所提处理皖南事变的“十二条”“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同时，还将中共七名参政员公函抄送国共两党以外的各党派和国民参政员20余人。2月19日和20日，国民党方面在研议中共的公函之后，由张冲出面，提请暂行收回中共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改由蒋介石约周恩来谈话的方式，解决这一僵局。周恩来严辞拒绝了张冲的主张，指出现在政治压迫严重，无理已极，实属忍无可忍，见蒋不会有结果。此后，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将答复张冲的意见报告中央。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周恩来：同意来电根本立场，致参政会公函不撤回，“但不拒绝谈判”。并应告张冲：致参政会公函是我党企图挽救破裂的行动，“十二条”转落后，国民党不理，故要求参政会解决；如国民党认为可以谈判十二条，参政会自可暂时不讨论，而由两党在会外谈判，但在无满意结果前，我们不能出席参政会；国民党如无破裂决心，应即停止政治压迫和军分进攻。2月25日，就出席参政会问题，周恩来再次会见张冲。张冲提出三个条件，力主中共撤回公函。周恩来表示不拒绝谈判，但不撤回公函，也不见蒋。并说明：在新四军问题后，政治压迫，军火进攻，我们确无让步可能。此后，中共坚持只在“十二条”办法有满意解决的确实保证后，才能出席参政会。最终，1941年3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国民党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会议。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蒋介石于6日被迫在参政会上表示：以后亦决无剿共之军事。
1941年10月2日，国民参政会准备召开第二次会议。周恩来就应否正式提出出席下一届参政会的条件和董必武应否出席蒋介石按惯例举行的宴会问题，同董必武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电复：采取积极态度，要求国民党解决新四军问题，否则仍不出席，其他党派出席，不予阻止；董可应邀赴宴。于是，11月上中旬，周恩来就中共方面参政员出席参政会问题同王世杰谈话。王世杰建议周恩来直接同蒋介石谈。毛泽东就如何同蒋介石谈判提出方针：“放叶，发饷，必作一件，方能出席，否则请假。”[53] 11月12日，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在中共的强烈坚持下，蒋介石希望中共自动出席参政会。说过些时候可以给叶挺自由，但现在不能放。这是国民党首次表示“给叶挺自由”，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努力、反复谈判的结果。
1946年1月10日，蒋介石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会的致词中宣布四项诺言：保证人民自由、承认政党合法地位、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再一次呼吁立即释放叶挺、廖承志等，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响应。1月14日，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作出决定：“政治犯于七日内调查明确，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经过中共代表团的勉力争取，蒋介石再次应允释放叶挺、廖承志。1月22日，廖承志首先获释。1月27日，中共代表团又联名提出《关于请政府报告四项诺言实现情形之提案》，继续督促释放叶挺。1月31日政协会议闭幕，叶挺仍在重庆狱中。中共中央抓紧时机，一再向国民党交涉释放叶挺，并提出以释放1945年秋邯郸战役中俘获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为条件，换取释放叶挺，获得蒋介石首肯。1946年3月4日，叶挺获释出狱。当天，在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的陪同下，叶挺回到重庆曾家岩50号中共中央南方局驻地。历经五年蹉跎岁月，中共中央终于为叶挺赢得自由。
4.胜利大营救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和微型潜艇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基地珍珠港以及美国陆军和海军在瓦胡岛上的飞机场，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次日凌晨，日军突然向香港九龙发起进攻。这支由15000人组成的日军第三十八师团主力，仅用3天时间就突破了英国经营了两年多的防线，于25日攻占了香港。这时有几百名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著名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滞留在香港。营救这一大批民主人士的战斗在日军进攻香港时就展开了。
12月8日凌晨，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指出：我对英美政府应建立广泛和真诚的反日反德的统一战线；香港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人员应向南洋及东江撤退。[54] 12月9日，周恩来致电中共驻港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指出菲律宾“将不保”，新加坡“或可守一时”。估计香港工作人员的退路只有广州湾、东江和马来亚。提出对这部分人，能留港或将来可去马来亚和上海的，尽量留下；能出琼崖、东江游击队则更好；不能留也不能南去或打游击的，转入内地。要求尽速争取与英参谋部谈判合作事宜。[55]
当时，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和粤南省委书记梁广、东江游击队政委尹林平、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及中央驻港代表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等正在香港开会。港战一结束，廖承志立即与他们恢复联系，分别向他们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研究部署营救办法。据中共驻港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另一负责人连贯回忆：“这些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大多是在1941年因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来到香港的。他们原来在重庆、桂林等地结社办报，通过各种途径揭露和抨击蒋介石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因而遭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在‘国统区’无法立足。为了他们的人身安全，我党安排他们撤到香港，并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便于他们进行抗日反蒋的爱国民主活动。”[56]
要把这几百人的文化和民主人士转移到大后方，当时在九龙半岛，东江游击队开辟了两条路线：一条是从青山道经荃湾、元朗进入宝安游击区的陆上交通线；另一条是九龙至西贡经沙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的水上交通线。为使营救工作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南方局设法筹集了20万元营救费，分别汇给东江和桂林方面。1942年1月上旬，东江游击队政委尹林平从香港赶回宝安。不久，梁广、连贯、曾生、杨康华等先后来到宝安，开会研究营救转移工作。会议决定，“对那些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国民党左派元老等，从西贡村坐船到上洞，由彭沃大队接应送到坪山，然后到淡水坐船往惠州。其他绝大部分的进步文化界人士，为免受国民党迫害，则走宝安这条交通线，即从荃湾到元朗，与难民一起通过沦陷区的日军封锁线到白石龙根据地来，然后再设法分散送到大后方去。”[57]为落实营救、转移方案，廖承志从1942年元旦起就同连贯、乔冠华等一起离港北上，向沿途的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部署接应、护送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廖承志亲自检查了各地的准备情况。他试走了一段水上交通线——由九龙至西贡镇，经沙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的路线。廖承志、连贯、乔冠华打扮成难民，混在难民队伍里。一个穿着黑上衣，头戴鸭舌帽；一个穿着中式棉袄；一个戴着眼镜，斯文的知识分子模样。担负此次护送任务的是港九大队队长黄冠芳。他从容地把事先准备好的香烛、供品等上香用的物品交给他们每人一份，领着他们出九龙城、上了观音山。在难民队伍从观音山转到牛池湾时，手枪队中队长江水率领的一支武工队员已在这里接应了。他们作了精心的部署，安排一个短枪队员在前面侦察开路，其余最后警戒，如发生意外，前后火力交替掩护，边打边撤，无论如何也要保证护送对象的安全。与廖承志等走着同一条路线的中共南方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和东江游击隐政委尹林平也先后顺利到达惠阳的田心村。通过这一行，廖承志对营救、转移的准备工作表示满意。
第一批民主人士的营救、转移工作，从1942年1月9日下午展开。香港地下党组织帮助他们化装成客商、海员、医生、太太、工人、小贩等，反复转移住地，避开敌人的耳目，摆脱敌人的监视追踪，离开香港，安全转移。
对具有特殊身份的著名民主人士，如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和柳亚子、邹韬奋等营救、转移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了他们的安全，先安排在附近的农村隐蔽下来，然后再伺机护送出去。何香凝名声大，对她的护送任务由廖安祥和共产党员谢一超负责。由于敌人在海上的严密封锁，他们在船上躲了好几天，后来飘到长洲岛，换了一条机帆船，又在海上飘流了六七天，才在海丰靠岸。柳亚子和女儿同船到达，幸好没人认识他们，地下党组织便悄悄柳亚子父女送到老隆。地下党组织又把柳亚子父女隐蔽在兴宁水口地下党员钟娘永的家里。钟娘永经常用南方的米酒款待柳亚子父女，使他们愉快地度过了劫后一个多月的日子。柳亚子对此念不忘，还为此写过“感谢钟郎情谊重”等句相赠。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柳亚子父女又辗转隐蔽于五华和兴宁的乡下。到4月才把柳亚子父女送到韶关。
营救和掩护著名的文化先锋战士邹韬奋，并把他安全护送出国民党统治区，是一个比较艰巨复杂的任务，也是廖承志、连贯特别要求给予关照。当时党组织已经获悉，国民党反动当局，已密令各地特务机关，严密侦察邹韬奋的行踪，指令“一经发现，就地惩办”。为此周恩来电示：“一定要让邹韬奋就地隐蔽，并保证他的安全。”连贯同地下党组织及郑展、胡一声等再三研究，决定将邹韬奋同志送往梅县畲坑乡江头村陈启昌同志的家里隐蔽，经过一番周密的准备，邹韬奋在胡一声、郑展和陈启昌护送下来到梅县江头村。到了9月，党组织得到情报：国民党特务在沿途各地没能查出邹韬奋的行踪，断定他仍在广东，加强了对兴、梅一带的侦察，扬言务必将邹韬奋捕获。于是，党组织决定将邹韬奋同志立即转移。经过周密的准备，由冯舒之、郑展同志等护送，经韶关乘火车到湖南渌口，再由当地党组织继续转送长沙、汉口和上海，终于安全送抵苏北解放区。
在党中央的号令和周恩来的周密部署下，投入营救、转移的广大党员和游击队员，把生死置之度外，将困难踏于足下，奋不顾身地与日、伪、顽、匪斗智斗勇，履险蹈危，出奇制胜地将大批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抢救、护送到抗日大后方。这场秘密大营救，历时近200天，行程万里，遍及10余省市，共营救出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800余人。其中著名人士有：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沈志远、张友渔、胡绳、范长江、乔冠华、于毅夫、刘清扬、张铁生、张明养、羊枣、千家驹、黎澍、戈宝权、胡仲持、韩幽桐、吴全衡、叶籁士、恽逸群、廖沫沙、金仲华、杨刚、徐伯昕、胡耐秋、梁若尘、黄药眠、胡风、沙千里、周钢鸣、高士其、叶以群、袁水柏、华嘉、端木蕻良、蔡楚生、司徒慧敏、司马文森、杨东蒪、张文、沙蒙、金山、王莹、章泯、宋之的、于伶、许幸之、赵树泰、李枫、蓝马、凤子、盛家伦、郁风、叶浅予、特伟、胡考、丁聪、成庆生、叶方、梁漱溟、孔德沚、沈粹镇、殷国秀、俞颂华、胡蝶、李伯球、萨空了、邓文田、邓文钊、陈汝棠等。
这场闻名中外的秘密大营救，取得完全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历史奇观，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同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革命知识分子肝胆相照、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
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所进行的艰苦谈判和营救斗争，历尽艰辛，虽然付出牺牲甚至生命的代价，但这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它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高尚情怀，也是在那个时代带领人民“奔小康”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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