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罢工斗争：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形式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在社会革命中处在领导阶级的地位，巴黎公社革命、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从工人运动入手、通过工人运动取得政权的。“走俄国的路”而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就着手开展工人运动，而开展工人运动的主要形式就是罢工斗争。在中共一大，北京代表向大会所作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报告》，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报告了“在工人中的宣传工作”，报告说，北京是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近500年来，又是中国的首都，所以北京的工业并不发达，没有可以把工人联合起来的大工厂，革命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第一，怎样使工人和贫民阶级对政治感兴趣，怎样用暴动精神教育他们，怎样组织他们和促使群众从事革命工作；第二，怎样打消他们想成为学者并进入知识界的念头，促使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怎样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的中共早期组织就决定把工作转到铁路员工方面来，在长辛店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报告指出：“这所学校看来是我们接近工人的一个途径，我们和工人之间逐渐产生了亲密友好的感情；我们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提出鼓舞他们的重要建议，结果，我们看到，认为必须提出各种阶级要求，像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成立工会等思想，在工人中间不断增长起来。后来，他们成立了拥有340—350人的铁路工人工会。”^[35]报告还举例证实工人举行公开示威游行的重要性，指出：“我们在长辛店播下了宣传工作的第一批种子，去年五5月1日，那里举行了示威游行。应该称赞同志们举行的这次示威游行，这一天召开了有千百个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工人亲自在会上发表了鼓动性的演说，会议持续了3个多小时，可是仍有一些工人没有来得及发言。群众大会以后，开始游行，由1500名工人组成的游行队伍，高举着写有重要标语的旗帜，唱着革命歌曲，喊着‘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的口号沿街行进。这个事件过后，在不到一个星期之内，工厂车间里发生了10起使管理人员感到极大不安的小型活动。同志们，请注意，我们不得不同尚且没有纪律的工人一起活动，而帮助他们的最好方法，据我看来就是帮助他们组织罢工和游行。我们要积极采取一切能够加速这一运动的措施。”^[36]这次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从工人组织、工人学校、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等方面，对如何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如何开展工人运动等作出规定，指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党应警惕，不要使工会成为其他党派的傀儡”，“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成立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的主要目的，是教育工人，使他们在实践中去实现共产党的思想。应特别注意组织工人工会，援助其他部门的工人运动”^[37]。从此开启了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的光辉历程。

最初，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于1921年8月16日。它是把“一个产业底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因为这样一个团体才能算是一个有力的团体，要这样的组成法，劳动者才能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的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呢？”它“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团体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它的任务是“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38]。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负责推动全国工人运动，而推动全国工人运动，最主要的是开展罢工斗争。

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大罢工——上海英美烟厂工人的罢工

1921年7—8月，上海英美烟厂工人举行大罢工。引起这次罢工的主要原因是，洋监工亨白耳克扣工人工资和殴辱工人，引起工人不满。英美烟厂老厂机车间100多名工人群起要求撤换洋监工，因厂方不予理睬，工人遂于7月20日愤而罢工。罢工由老厂发展到新厂，由8000多人参加的大罢工最终爆发了。由于罢工前期是工人自发行动，缺乏组织领导，大罢工爆发后群龙无首，效果不够理想。此时，中共一大正在上海召开，从报纸上得知英美烟厂罢工的消息后，大会立即决定支援工人罢工，并选派中共最早一批党员、最早一批团员的李启汉前去领导。李启汉去了以后，首先从维护工人自身权益的角度启发工人认识洋监工克扣工人工资和殴辱工人侵犯了工人的正当权益，“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像俄国工人那样起来革命，没收地主、资本家的财产！眼前，我们工人要不分帮派，不分地区，不分男女，不分车间，大家团结起来，叫英美资本家给我们增加工资，不许他再欺侮我们。我们团结起来的人越多，就越有力量，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39]经过李启汉的启发，工人们相信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李启汉帮助工人组织成立罢工的领导机构——工人代表会议，向工厂当局提出了8项条件。罢工进行到第16天，厂方无计可施，开始同工人谈判，工人们坚持以8项条件为基础。英美烟厂公司总经理毛利斯表示：除了第4条“罢工期间的工资一律照发”外，其他各条均可圆满答复。工人代表坚持对第4条要求不妥协，毛利斯又提出把第4条修改为“罢工期内工厂助米100担，以资助工人罢工的损失”。工人代表仍不让步，最后把第4条修改为“罢工期内赔偿损失1800元”，终于达成复工协议，历时3个星期的大罢工取得了胜利。

2.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直接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起点——1922年1月12日至3月8日爆发的香港海员罢工

香港海员大罢工，是一次中国工人争民主、争自由、争利益的罢工。生活在香港的中国海员，长期遭受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他们和白人海员做同样的工作，工资待遇却不及白人海员的1/5。早就在心中积压着对英国殖民者的满腔怒火的中国海员，从共产党领导香港机器工人和广州机器工人两次罢工的胜利受到启发，尤其是海员积极分子苏兆征、林伟民在十月革命和共产党的影响下，开始在群众中做共产主义的宣传，并于1921年3月成立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工会”，后来两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9月，香港海员工会就海员的工资待遇问题正式向轮船资本家提出3项条件：（1）增加工资。要求工资10元以下的加5成，10元至20元的加4成，20元至30元的加3成，30元至40元的加2成，40元以上的加1成。（2）工会有介绍职业权。（3）雇工合同签订时，工会有派代表权。在轮船资本家拒不答应这一合理要求的情况下，香港海员工会再次据理力争，到1922年1月12日，他们已经第三次向轮船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要求依然石沉大海。忍无可忍的香港海员终于发动了大罢工。

中共中央对香港海员此次罢工十分重视，在罢工实现后，即指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力支持香港海员的罢工斗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随即发动上海工人成立了“香港海员后援会”。在得知港英当局招募新海员的图谋后，委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李启汉等担任谈判代表，与敌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向群众揭露他们招募新海员的真实目的，劝阻被招募新海员拒绝入港，又一次粉碎了港英当局破坏罢工的阴谋。

罢工海员的正当要求得不到回应和解决，迫使罢工进一步升级。2月底，全港爆发了总同盟罢工。到3月初，罢工人数增至10万人以上，罢工浪潮席卷整个香港，造成交通运输中断，出现生产停顿、商店关门、物价暴涨、市场大量抢购的现象。港英当局仍无解决问题的诚意，反而实行戒严，派出大批军警沿路巡查。3月4日，罢工工人在返回广州的途中，遭遇到大批英国武装军警拦阻，英勇的罢工工人毫不畏惧，企图冲破军警阻拦，哪知持枪英国军警竟疯狂扫射，当场打死4人，打伤几百人，骇人听闻的沙田惨案就这样发生了。

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广大工人和各阶层群众的强烈义愤，全国上下一片声讨之声。中国共产党更是站在声援罢工海员的最前列。陈独秀数次发表文章和演讲支持海员的罢工行动，批驳港英当局无视海员的正当利益，导致罢工运动发生及罢工发生后的错误做法，动员各界群众声援香港海员的正义行动。2月6日，他在《民国日报》发表时评，强调香港海员罢工的胜败，是全中国工人胜败的问题。他盛赞长辛店铁路工人及武汉等地工人支持海员罢工，“是中国劳动阶级觉悟第一声”，抨击上海几个招牌工会不敢支援海员罢工，“在工界便没有出头说话的资格了。”2月10日，又在《民国日报》发表《“宁波水手”》一文，提醒宁波水手勿为资本家所利用——“被雇到香港代替那罢工的广东水手”而破坏罢工。除此之外，他还指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指导各级工会采取各种措施声援香港海员罢工。对这些情况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因香港海员罢工，书记部通知各省工界发起后援会，并运动上海水手应援，李启汉同志及水手两人被捕拘留数日”；上海方面，在“香港海员罢工时，发布传单5000张”；北京方面，在“香港海员罢工时，全部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参加招行及演讲，以共产党员名义散发传单”。^[40]

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港英当局被迫作出让步，在兑现海员工会提出的9项条件之后，达成了复工协议，至此，持续56天的香港海员罢工宣告结束。

香港海员罢工胜利的消息，鼓舞了全国工人阶级的斗志，此后，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和各分部所在地为中心的罢工运动普遍展开。在北方区，先后爆发了长辛店工人罢工、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京奉铁路山海关铁工厂工人罢工、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正太铁路工人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在武汉区，相继爆发了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粤汉路武长段工人罢工、汉口扬子江机器厂工人罢工、汉口英美烟厂工人两次罢工、汉口洋花伞厂工人罢工；在湖南区，爆发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水口山铅锌矿工人罢工、长沙泥木工人罢工；在上海区，爆发了日华纱厂和邮务工人罢工、上海海员大罢工、全市丝厂女工罢工、金银业工人罢工和日华纱厂、英美烟厂工人同盟罢工；在广东区，爆发了盐业工人罢工、澳门华工总罢工等。(www.zuozong.com)

通过组织罢工运动，不仅维护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进一步密切了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增强了工人阶级对党的认识，而且锻炼了党的队伍，培养了党的干部，充实了党的新鲜血液。

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上海工人阶级三大起义

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发生在1926年10月24日。这次起义的明确目标是“要自由”。北伐之初，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标榜中立，鼓吹“保境安民”。北伐军攻克长沙后，他露出真面目，1926年8月23日，孙传芳公开致书蒋介石，反苏、反共。中共上海区委认为，工人的组织和战斗力还不强，在全国目前政治环境下，还不能猛烈进到资产阶级面前，不宜单独行动。一方面要组织工人起义，夺取政权，另一方面，又不涉及工人参政，只要求工会组织能够事实上存在，市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相当自由，华界能够成为反抗租界帝国主义的根据地即可。此后的事态发展证明，国民党新右派和老右派都是靠不住的，只能依靠自己。所以，9月7日，上海区委军事特别委员会成员汪寿华即提出要着手建立2000人的工人纠察队。9月23日，决定加强上海总工会的组织和领导。10月17日，上海区委发出《上海自治市的运动计划》，规定参与起义的力量是：码头工人、电灯工人、电车工人罢工，300—500名武装工人暴动；南北市商人罢市和2000-3000游民武装暴动，保卫团响应，部分水警响应。10月18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特别活动分子会议，进行暴动动员。中共的旅法早期组织的创建人之一、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赵世炎在会上报告行动大纲，明确提出这次行动的意义是：第一，我们是无产阶级初步暴动的尝试，不拿政权，得到自由；第二，对于统治权只是一个警告，不是要政权；第三，取得自己的自由，工会等都公开。10月24日，起义按预定计划行动。但是，由于事先走漏风声，警方早有准备，起义的计划被打乱。又因为准备仓促，在浦东，计划组织纠察队10人、运输队20人，结果纠察队只到7人，运输队只到9人。整个起义，计划投入工人武装300人，实际参加行动的只有80人，寡不敌众，第一次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很快又组织了第二次武装起义。1927年2月21日，中共上海区委发出特别通讯第1号，指出：“目前我们唯一的重大责任，在于指示上海的市民及工人阶级创造民主的革命的市政府，只有这个革命的政府实现，才能解决上海市民的一切压迫。这一革命政府之实现，是要人民共同的血战出来的。”^[41]次日，由共产党人与钮永建、王晓籁等组成的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中共上海区委发出特别紧急通告，宣告于当晚6时，实行全上海暴动，开展第二次武装起义。2月22日晚6时，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建威”号、“建康”号军舰，以轰隆的炮声向高昌庙发起攻击，宣告了第二次武装起义的开始。炮声过后，兵工厂挂出白旗。军舰炮口转向督办公署和司令部。这两个机关接近法租界，几颗炮弹落入法租界，帝国主义乘机加以干涉。起义军舰在炮击2个小时后停止了开火。按计划，浦东地区应组织200名纠察队员在码头集中，然后占领兵工厂。但只有50—60人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这使获得武器的计划流产。2月23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停止暴动。实际上宣布了第二次起义的失败。

在吸取第一次、第二次起义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党的特别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第三次武装起义。特别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赵世炎、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汪寿华、中共上海区委宣传部部长尹宽、中共中央局委员彭述之、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上海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等组成。陈独秀亲自参加武装起义最高指挥机构，表明中共中央对于实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实现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有了新的认识。第三次武装起义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确认中国革命不必走资产阶级革命的老路，应当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特别委员会把扩大武装、夺取政权，作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指导方针。根据这个方针。为此，成立特别军委，在周恩来主持下，大力扩充武装力量，加强军事训练，购置武器，开展敌军工作和策反工作。

1927年3月21日上午，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召开紧急常务会议，通过《发布总同盟罢工罢课罢市命令案》，宣布：“3月21日正午12时起，各界市民一起动作，宣布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3月21日上午10时，沪东部委发出罢工令。1小时后，罢工即陆续实现。至下午3时，参加罢工者85300人，合计无统计者约10万人，全部实行罢工。在沪西，3月21日12时30分，各厂一律关车，下午1时，整队出发，罢工者达10万从以上。《申报》报道：“工人千万成群，巡行于闸北宝山路宝兴路一带，高呼打倒直鲁军阀、欢迎北伐军、实现民选市政府，满街贴壁，俱贴总工会布告及红色标语。”^[42]按照预定计划，全市实现总同盟罢工后，立即转入武装起义。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副指挥赵世炎记载了这个情景：“最少数的武装纠察队，立即按照目的地，对各警署、各兵营与军队驻在所开始行动。”“最少数的武装在前，广大的群众在后。巷战开始了。陆续不断的枪炮声，与群众的口号声，立刻震动于遍城各地。”“徒手无武装的群众，逐渐夺得武装到手中来。革命的武装力量增加了。敌人在包围中，或在逃散中。从敌人的军队蛇动蠕行中发现以竹竿系手巾的白旗，这是敌人投降了。素习凶恶压迫人民的警察，自剥其黑色的制服而逃散。大小警署的门前推出了枪械，并悬白旗，这是警察投降了。”^[43]到3月22日下午6时，起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条战线——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1947年7月以后，人民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进攻，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进入国民党的统治区。此时，国统区经济走上崩溃，物价暴涨达到高峰，1948得1月，上海白米每担价格上涨到150万元，到5月更上涨到每担580万元。国统区的工商业经济陷于瘫痪状态，工人和其他阶层人民的生活朝不保夕，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国民党为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疯狂推行法西斯暴政，先后颁布《勘乱总动员令》《勘乱时期紧急治罪法》《动员勘乱期间劳资纠纷处理办法》《戒严法》等一系列镇压民众的法令。这些法令的颁布实施，使国统区一切逮捕、监禁和屠杀的法西斯暴行“合法化”。为此，中共中央提出在国统区开展群众运动的总方针：“长期打算，积累力量，发动斗争，推动高潮，配合反攻形势，发动第二战场，准备里应外合，争取全国胜利。”开展工人运动的方针是“用一切方法来保障工人不致饿死和用一切方法来推翻反动政府。”^[44]所谓“用一切方法来保障工人不致饿死”，公开的口号是“反饥饿”；所谓“用一切方法来推翻反动政府”，公开的口号是“反迫害”。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反饥饿、反迫害，为救死求生而斗争是国统区工人运动的基本特点，党应通过领导这种斗争，保护群众日常利益，更多地聚集力量，扩大队伍，并力求巩固，以便时机到来时，有力地迎接人民解放军。但在战略上应采取谨慎态度，避免过早与敌人决战，应把直进与迂回、集中与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等手段结合起来，“使之此起彼伏，不同形态，车轮战式（即学生运动暂时休息，职工斗争又起，职工休息学生又起）”^[45]。这样，人民争取生存权力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推翻反动政权、消灭现存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的水平。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是五二〇学生运动。

1947年四五月间，上海、南京等许多城市的学生发出“抢救教育危机”“向炮口要饭吃”的呼声。5月4日，上海学生走上街头进行反内战宣传，遭到国民党特务、警察的殴打和逮捕。5月15日，南京中央大学等学校的学生3000人，为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到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在北京，5月18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也纷纷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国民党政府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于1947年5月18日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5月20日，宁（南京）、沪（上海）、苏（苏州）、杭（杭州）16个专科以上学校的5000余名学生在南京中央大学会合后，冲破宪警的阻拦，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在珠江路口，游行队伍遭到宪警的水龙喷射和棍棒、皮鞭的殴打，重伤19人，轻伤90余人，被捕20余人，这就是五二〇血案。五二〇血案后，在中共组织的引导和推动下，学生斗争进一步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这一运动席卷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武汉、广州、南昌等60多个大中城市，直接或间接卷入运动的职工包括纺织、毛织、丝织、染织、针织、时装、西装、被服、百货、罐头、搪瓷、电筒、化学、西药、火柴、卷烟、金融、银行、广播、印刷、水电交通、煤矿、机械、造船、船闸、轮船、海关、领港、水手等40余行业。社会各界以及上层爱国民主人士，以各种形式支持和援助学生运动。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全体被捕学生。学生运动的高涨，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农民、市民斗争的发展。这些斗争构成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统区内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他在1947年5月30日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所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问的尖锐斗争。”“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46]

总之，开展以罢工、罢课、罢市为重点的工运、学运、农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为自己争取民主自由权利和其他权益的重要形式，其目的在于维护工人群众的利益，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这是小康社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起码要求。它需要把工人群众为日常经济利益而进行的经济斗争，同为改变工人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地位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和革命运动结合起来，通过工人群众的日常经济和政治斗争，动员组织广大工人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改变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靠封建统治阶级、国民党蒋介石都不行，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为己任，能够提出正确的革命纲领，把工人群众日常的经济斗争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和革命运动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工人群众走上革命道路。这是中国工人运动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胜利发展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