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先决条件

从后来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前28年集中力量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集中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后。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战略步骤？

先完成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历史使命，再进行和平建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包括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列宁主义理论确定的。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为这次大会草拟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这一文献系统阐述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他指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这是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4]这一著名论断，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论断的新发展。马克思曾说：“由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5]因此，列宁认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6]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这又回到前面说的问题：在革命发展的第一阶段，应当是通过与资产阶级建立联盟，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途径，就是“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政党，建立民主联盟。至于采取什么形式建立这样的联盟，列宁指出：要“根据各国无产阶级中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程度，或根据落后国家或落后民族中工人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来确定这个联盟的形式。”^[7]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政党结盟后保持其独立性，列宁又指出：“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8]　1922年1月20日至2月2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代表团3名成员。他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促使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加深对一大确立的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最终奋斗目标的理解。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从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看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资产阶级战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很遥远的事情，现在要进行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人要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是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共同完成民主革命，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较快地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但对保持党的独立性和党的发展可能会有一定风险；二是在黑暗势力的重压下孤军奋战，这样做解决了保持党的独立性的问题，但更大的困难将会摆在面前。面对这两种结局，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前者。中共二大通过的《宣言》是这样表述的：“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我们无产阶级有我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9]

鉴于这些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考虑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指引下，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问题。他们很快发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中国人民迫切需要的并不是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外国资本控制着中国大部分近代工业，无论是上海、长沙、香港日益高涨的罢工斗争，还是其他城市的工人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同帝国主义发生冲突，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意义。即使工人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也很容易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总是互相勾结，千方百计地破坏以至武力镇压群众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在现实的斗争中认识到，中国革命不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国家就不能独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

1922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人对反帝反军阀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蔡和森发表一系列文章，对中国是不是半殖民地社会进行研究。早在1921年2月11日，蔡和森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就明确提出了“殖民地”的概念，指出：“资本主义如水银泼地，无孔不入，故东方久己隶属于西方，农业国久已隶属于工业国，野蛮国久已隶属于文明国，而为其经济的或政治的殖民地。”^[10]　1922年5月1日，蔡和森在团中央机关报《先驱》上先后发表了《中国工人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明确指出：“在中国现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无论哪派军阀财阀得势所形成的资本主义，总不外是‘恐怖的资本主义’。”^[11]同年9月发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又明确使用了“半殖民地”的概念，指出：“中国在国际地位上已处于半殖民地位。”^[12]蔡和森分别提出近代中国的性质为“半封建”和“半殖民地”，是深刻分析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的结果。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把“半封建”和“半殖民地”两个概念整合在一起，并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并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13]可见，蔡和森对我国所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正确分析，为毛泽东正确把握中国国情，形成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民主革命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那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为什么要先推翻国际资本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呢？

蔡和森在《中国工人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中国，无论如何，是不能充分发达而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因为国际资本主义始终是要以中国为原料地和销场，而不容许中国为完全的大工业国。假使中国完全变成为工业生产国，不但根本杜绝英、美、法、日的销路，而且中国加倍的价廉物美的商品反将输出于国外的市场，而占国际贸易的优势，那么国际资本主义无异是养成杀他自己的刽子手了。这是国际资本主义断不容许中国如此的。中国的工业一天发达一天，入口的商品就要一天减少一天，同时英、美、日、法内部的失业问题便将一天扩大一天。这是英、美、日、法的资本家会容许的吗？决不会的。所以希望充分的外资来开发中国的实业，这不过是一种梦想罢了。第二，然则中国的资本家，可不仰仗外资，而专靠集中‘国内资本’来振兴实业吗？集中国内资本，可以办得几个工厂，可以修得几条铁路？这乃是完全不明国际情形和近世产业性质的稚想。自近世资本主义国际化以来，业已把东方隶属于西方了，农业国隶属于工业国了，野蛮国隶属于文明国了，还能成立锁国自立的‘本国资本主义’吗？”蔡和森由此得出结论：“国际资本主义既不容许生产事业大大发展，而国家资本又如此微弱不能独立经营什么大产业，然则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资本主义在中国之必然要倒霉，要短命”。^[14]

为什么要在反帝的同时反军阀呢？

1920年1月20日，周恩来在《觉悟》创刊号的《宣言》中说：“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15]他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强调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支配地位，批判了“好人政府”的主张，明确指出了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针对胡适提出的用“公开的南北和会”的办法解决时局，实现国家统一的论调，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试问如何能有满足各方欲望的结果？不满足便争。如果人民像胡先生所说，“用手枪炸弹罢工罢市”对付分赃会议的办法对付他们，他们竟不争了，然而各大军阀又肯容忍么？不容忍，还不是一样地要用手枪炸弹罢工罢市的办法么？与其这样弯曲……何如不直说‘打倒军阀呢’？这不又是胡先生缺乏革命精神的明证么？况且手枪炸弹罢工罢市只能做革命的导火线，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若徒以手枪炸弹罢工罢市来恐吓，则手枪炸弹，他有躲避之法，罢工罢市他更可以军队来压迫。”^[16]

这里，周恩来提出了打倒军阀的具体途径，即成立革命军，这就使周恩来的革命军队思想应运而生。1923年4月，周恩来在给邓颖超的信中进一步说明武装革命的重要性。信中写道：“资本主义一天不打倒，他的最后保证者帝国主义的混战永不会消灭。”^[17]同年7月，为反对帝国主义提出的共管中国铁路的阴谋，周恩来受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委托，起草《旅法各团体敬告国人书》，并于全体会议作报告。报告和《敬告国人书》分析形势指出：“国事败坏至今，纯由吾人受二重之压迫，即内有冥顽不灵之军阀，外有资本主义之列强”，北洋政府是被归翼于帝国主义的军阀操纵的。”文章号召“凡是具有革命新思想而不甘为列强奴隶、军阀鹰犬的人”，团结起来“打倒军阀”“打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王尽美在《山东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宣言》中也指出：“自鸦片战争至今，这八十余年的期间，我中华民族之受列强欺辱压迫，无所不至其极……试看世界任何独立的国家，可容许多外人如此横行霸道？嗟夫同胞，吾国早已不是独立国家，早已被帝国主义夷沦为半殖民地了！”^[18]王尽美还在《中国的兵患与匪患》一文中指出：“中国各省哪省不遭兵匪之祸？本来像中国军阀这样搜刮地皮，人民为穷所累，哪得不挺而走险，为匪作盗？他们这样克扣军饷，兵士为生活所逼，哪得不叛变劫掠？唯我们一般劳苦兄弟们，天天牛马般卖气力，挣出钱来纳税纳粮地供给这伙军阀们争权夺利，互相残杀。不但不能保护人民，反成了人民的蟊贼，真不值啊！老实说罢，我们人民想过安乐生活，只有联合起来打倒军阀！”^[19](www.zuozong.com)

张太雷深刻地认识到：“如果没有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进攻而反示好于帝国主义，那就完全失掉国民革命的意义了。”在张太雷看来，“什么是中国的国民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就是中国民众对于外国帝国主义之经济的政治的剥削之反抗运动，其目的在推倒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势力和其走狗——本国的军阀，而建设一个合乎民众利益的独立政府。中国的国民革命已不是如十八九世纪中欧洲各国的国民革命，是本国资产阶级对于封建阶级之一种革命运动，而是中国的一般被压迫的民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运动。因为以前欧洲的国民革命之对象是本国的封建阶级而现在的中国的国民革命之对象，如各殖民地一样，是外国帝国主义而不单是本国的军阀，本国的军阀不过是帝国主义的雇佣者（你们看哪一个军阀没有外国帝国主义能存在的）。所以我们说要打倒军阀是要间接打倒其背后之主人翁——外国帝国主义。而且打倒外国资本主义是建设独立人民政府之一个先决条件。如果外国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不推倒，在政治上面是永远帮助军阀和买办阶级组织卖国政府，在经济上面是握住中国经济生命，经济生命被握住永无成立独立政府之可能。所以中国国民革命之最要职务是打倒外国帝国主义。”^[20]在这里，张太雷深刻地论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救国努力为什么屡遭挫折的历史原因，揭示了帝国主义才是阻挠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主要根源，得出了只有打倒军阀和外国列强，才能实现民族独立的历史结论。

基于党内逐渐形成的共识，中共中央开始形成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最早宣传这一主张的是1922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5月1日至6日在广州召开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通过《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等决议案。蔡和森为大会召开而写的《中国劳动应取的方针》一文明确指出，对付中国各派军阀，对付“恐怖的资本主义”，“唯一的办法，只有无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组织工、兵、农的国家机关，没收一切生产手段——地、大工厂、资本和交通工具为国有，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发展中国的大生产事业，以建筑共产社会的经济基础。”^[21]

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会议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指出：“中国最足为资本帝国主义在世界上贪婪掠夺的写照。各资本主义的国家，都以中国有广大的肥美土地，多量的贱价原料和多数的消费人口是一块肥美之肉，各想夺取比较他国更优越的权利，遂至互相争夺，而造成中国现今在国际上的特殊状况。资本主义的列强欲达到其侵略的目的，自然要努力破坏中国的独立和自强，扶植督军武人使之互相争斗，以收渔人之利；同时又因为列强间的互相竞争，各自特别扶植其势力所及的督军武人使之互相争斗，以获得特别的权利。在这种国际资本的支配及竞争之下，遂使中国四分五裂，内政无从整理，于是列强更借为口实而谋瓜分中国或共管中国。所以中国国内的特殊状况，也是国际资本势力造成的。中国的分裂和内乱既是由于国际资本的扶植，加之又有一班由国际资本养成的外国资本家走狗、汉奸、卖国党，在现在及最近将来更能把中国一切的经济生命尽量卖给外国资本家，例如种种权利之割让，最廉价的原料之付出，最廉价的劳动力之供给等都是。”^[22]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通过的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分析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中国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着重指出：“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这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23]这是对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任务的民主主义革命重大意义的具体表述。大会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在重申党的一大提出的以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即“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即：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五、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六、工人和农民，无论男女，在各级议会、市议会有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七、制定关于工人和农人以及妇女的法律：A.改良工人待遇：（甲）废除包工制，（乙）八小时工作制，（丙）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丁）工厂保险，（戊）保护女工和童工，（己）保护失业工人……；B.废除丁漕等重税，规定全国——城市及乡村——土地税则；C.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规定累进率所得税；D.规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E.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F.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24]这七条概括起来就是：

打倒军阀！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为和平而战！

为自由而战！

为独立而战！

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结果，这一认识过程是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完成的。它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从此，中国共产党人懂得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有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推进我们的事业不断前进。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一条进行社会革命的道路，这就是先进行民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再过渡到社会主义；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找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下，如何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推动“小康社会”的进程。即先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解放、社会稳定，为全面小康社会提供政治前提，进行理论准备，奠定物质基础。

中共二大后，为推进民主革命纲领的实现，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