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是在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战争局面下建立的。汉高祖刘邦，从一个管理十里地方的亭长，起兵造反开始，因重用智士贤达、爱惜将士民众，深受百姓拥戴。终于灭亡秦国，建立汉朝。史书记载，那时，社会经济非常贫困，老百姓无法在田地上生产，到处是饥荒，甚至发生人吃人的现象。面对这种形势，刘邦以文治天下，征用儒生，诏令天下，广泛求贤。他接承秦朝的中央集权和郡县制；以儒家思想为主，以法家思想为辅，取消秦朝“严刑峻罚”的做法，废除“连坐法”和“夷三族”，提出“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宽柔相济，稳定了封建统治秩序。刘邦死后，汉廷经过一段动荡，爆发了诸吕之乱，刘恒被拥立为帝，史称为汉文帝。其后汉景帝刘启即位。汉文帝、汉景帝等，吸取秦灭的教训，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减轻农民的徭役和劳役等负担，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文景时期，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到汉武帝时达到了鼎盛的局面。尤其是在对外关系上，派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汉与西域的关系。从此，中亚与西亚乃至北非，渐次交流，中国的丝和丝织品得以从长安西运西亚，甚至直达地中海、埃及亚历山大城。这条长达7000多千米著名的“丝绸之路”把中国和欧亚联系起来。
“贞观”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唐初，由于隋炀帝造成的大乱，留下了破坏严重、民生凋敝的局面。唐太宗即位后，因亲眼目睹大隋的兴亡，农民战争瓦解隋朝的过程，认识到了农民阶级对君主专制统治稳定的重要性，所以常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
在政治上，唐太宗励精图治，既往不咎，知人善任，从谏如流，整饬吏治，令隋末动荡之局得以稳定下来。唐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他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唐太宗的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就是纪念国之重臣魏徵而说的。一大批栋梁之才为“贞观之治”的形成作出巨大贡献。
在国体政体上，唐太宗实行分权原则。具体是由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唐太宗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其清誉的不慎重决定。
在经济上，唐太宗从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初关中连年灾荒，太宗既开仓赈济灾民，又准百姓就食他州；且拿出御府金帛，为灾民赎回卖出子女，使灾民得以度过荒年。他还压缩政府机构，以节省政府开支，减轻人民负担，并通过“互市”换取大批牲畜，用以农耕。
中国君主专制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贞观王朝不但不歧视商业，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使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兴起。当时世界闻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
唐朝的强盛给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带来了无比的自信，因而唐朝开放程度很高，陆上、海上的丝绸之路贸易兴盛，举世闻明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它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乌兹别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
由于唐太宗励精图治，贞观年间，唐代版图空前辽阔，超过汉宣帝在位时期，至唐高宗龙朔元年（661）达到鼎盛，是时领土东临于海，西逾葱岭，北逾漠北，南至南海。成为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唐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外国人在中国就像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中亚和东亚各国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仅日本的官派公费留学生就接收了7批，每批都有几百人。民间自费留学生则远远超过此数。这些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日本进行了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大化改新”，也就是中国化运动，上至典章制度，下至服饰风俗，全部仿效当时的贞观王朝。这一时期，唐朝的科技、文化、天文历法、医学、哲学、建筑、绘画、音乐、舞蹈乃至服饰、礼仪，都引领世界风尚，为许多地区特别是东亚各国所仿效，甚至流行至今。(www.zuozong.com)
3.清朝的“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繁荣
该时期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持续时间长达134年，是清朝统治的最高峰。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改革最多，国力最强，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疆域辽阔。
清朝初年，由于经过数十年的战争，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为了缓和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实行一些恢复经济的措施。1667年康熙亲政。他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康熙先后任用靳辅和于成龙治理黄河与大运河。在六次南巡期间，康熙考察民情习俗，亲自监督河工。因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的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安定社会秩序，他颁行十六条圣谕，要地方人士循循告诫乡民。1722年，康熙临终时传位于胤禛，即雍正帝。雍正即位后针对康熙时期的弊端采取补救措施。经济上实施摊丁入亩，减轻无地贫民的负担。为解决地方贪腐问题提倡火耗归公，耗羡费用改由中央政府计算，设置养廉银以提高地方官员的薪水。为加强吏治，他任用张廷玉、鄂尔泰、田文镜与李卫等并派人监控地方事务，掌握官员们的一言一行。1735年，雍正帝去世后其子弘历继位，即乾隆帝。乾隆时，清朝的文治武功走向极盛。乾隆帝继位后介于康熙帝的仁厚与雍正帝的严苛，他以“宽猛相济”施政。
康乾时期的君主专制达到历史顶峰。康熙时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派心腹包衣打探地方物价、人民收入与官绅不轨之事，并以密折奏报。三代帝王都充分利用秘密访查、秘折上奏等方式以秘治秘、秘密治理，力求最大限度地加强社会控制。康乾时期的政治制度一直保持着高效的办事效率，且没有出现地方督抚叛乱的情况，即便是遭受列强侵略，国家并无分裂，可以看出康乾制定的政治制度是有成效的。康乾盛世时期，整个清帝国版图达1300万余平方千米，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史称“汉、唐以来未之有也”。康乾时期国库财政储备充足，最高的年份达到8000万两，常年保持在6000~7000余万两。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恢复到占世界的1/3，当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2%。
纵观中国古代出现的几次盛世局面，可以看出，一个盛世或者小康社会局面的出现，必须具备这样的条件：
一是国家统一。这是出现盛世的基本前提。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到康乾盛世都具有这样的特征。文景之治是在刘邦起兵反秦、推翻秦王朝的统治，又经过诸吕之乱，朝政逐步稳定下来之后才实现的。特别是到汉武帝时，与不断侵犯北部边境的匈奴进行了三次大战，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国家。康乾盛世的出现也是如此。对危害大清统一的蒙古准噶尔汗国，康熙帝时期首先派萨布素于雅克萨战役驱除入侵黑龙江的沙俄军队，与沙俄所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以确立东北疆界并获得沙俄的中立。接着于1690年至1697年间乌兰布通之战与三征噶尔丹使噶尔丹战死，创立多伦会盟以保护喀尔喀蒙古，将喀尔喀蒙古并入清朝。到乾隆时期西北准噶尔诸子争位。乾隆帝乘机于1755年派降将阿睦尔撒纳为引导，以定北将军班第率军平定准噶尔，攻下伊犁。然而在天山南路，脱离准噶尔统治的回部领袖大小和卓兄弟起兵反清，史称大小和卓之乱。其领袖布拉尼敦与霍集占据喀什噶尔与叶尔羌，意图自立。1758年，乾隆帝再命兆惠西征，兆惠率轻军渡沙漠围攻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反被包围于黑水营。隔年清将富德率军解围，兆惠与富德最终攻灭大小和卓，并让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各国成为藩属国。
二是社会稳定。中国历史上出现社会不稳的主要隐患，是皇室内争引发的动乱。而出现盛世的朝代则注意平衡各方势力之间的关系。文景时期以及汉武帝时进一步削弱诸侯王，打击地方割据势力，使秦王朝开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制度到这时真正巩固下来。贞观时期，唐太宗更加重视平衡皇室的关系，更加重视容易引发社会动荡的民族关系。唐王朝建立之初，东有稽胡的扰边，西有吐谷浑的威胁，北有突厥的侵袭，尤以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突厥武装曾直逼长安的近郊，成为当时的主要威胁。李世民一方面对突厥的骚扰进行反击；一方面对周边的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民族习俗，任命各族首领以统辖本部，还通过“和亲”进一步融合民族关系。李世民被各族首领推为“天可汗”，成为各族的共主和最高首领。
三是强大的统治者。这是出现盛世的组织原因。在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国家政权掌握在皇帝和皇帝家族手里，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对皇帝的统治智慧提出更高要求，往往皇帝强则国家强，皇帝弱则国家弱。文景之治的基础在刘邦手下奠定，他是汉朝开国皇帝，汉民族和汉文化的伟大开拓者之一、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卓越的战略家和指挥家。他说：“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论抚慰百姓供应粮草，我又不如萧何；论领兵百万，决战沙场，百战百胜，我不如韩信。可是，我能做到知人善用，发挥他们的才干，这才是我们取胜的真正原因。至于项羽，他只有范增一个人可用，但又对他猜疑，这是他最后失败的原因。”可见刘邦具有高超的领导能力。清朝的康乾盛世是在康熙皇帝手中实现的，康熙也是一代明君。他8岁登基，14岁亲政，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少年时就挫败了权臣鳌拜，成年后先后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亲征噶尔丹、保卫雅克萨（驱逐沙俄侵略军），以尼布楚条约确保清王朝在黑龙江流域的领土控制，创立“多伦会盟”，联络蒙古各部。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局面，被后世学者尊为“千古一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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