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和抗战时期的历史概览

伴随着放垦蒙地，到民国政府成立前夕，清政府已在内蒙古设置了许多府、厅（州、县）。民国时期的绥远地区相当千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热河、察哈尔、辽宁省三省所辖县份仅少数归现内蒙古管辖，时属黑龙江省管辖的呼伦贝尔相当千今内蒙古东北部。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他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布了新政权关千五族共和、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政治纲领，“国家之本，在千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千清廷为脱离，对千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如3月间，孙中山在其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民国时期的内蒙古地区已经形成了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人口占多数，包括满、回、朝鲜、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近20个少数民族的民族与人口分布格局。

在南北政权尚未统一之际，袁世凯实际掌控的北方政权，对于管理蒙藏事务的中央机构没有立即革新，蒙藏事务仍由前清理藩部管理，大政方针由具有临时政府性质的民国临时筹备处决定，对于东三省、蒙古、西藏，以及各边省，采取了“维持现状，并预备将来办法”的方针。1914年5月1日，袁世凯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推行个人独裁统治。袁世凯还沿用清朝笼络蒙古王公旧制，对蒙古王公上层采取晋封爵位、虚荣恩赏等办法和年班制度。经袁世凯政府多方努力，内蒙古各盟旗王公开始或主动或被动地倾向北京政府。东西盟王公会议是重要标志。北京政府时期，沿袭前清旧制，在未设立行省的内蒙古地区仍采取特殊行政区域制度，设立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行政区域。民国初年，北京政府在热河、察哈尔先后设置都统，绥远仍以绥远城将军为最高军政长官，分别掌理本特别行政区内军政与蒙旗事务。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分裂，政局更加动荡。中央政府变成空架子，成了替军阀看家的政府。热、察、绥三都统的任免与各省督军的去留一样，成了军阀派系斗争的胜利品或牺牲品。这种情况在直皖战争后更加突出。袁世凯死后，民国北京政府失去统治重心。控制内蒙古地区的军阀各自为政，利用蒙地放垦，趁机圈占土地，大肆搜刮资财。放垦蒙地成为临近内蒙古地区各派系大小军阀、官僚和商人扩充经济实力，大发横财的途径。1921年5月，奉天督军兼东三省巡阅使呴长作霖以承认直系阎相文督陕为条件，换取了蒙疆经略使头衔，管辖热河、察哈尔与绥远三特别行政区域。1928年，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三个特别行政区改制，都统名目同时取消而改称省主席。。北洋军阀对内蒙古地区军政大权的争夺终结。但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未能实现对内蒙古的有效管辖。内蒙古对南京中央政府的隶属只是一种形式。很长一个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分别掌握在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和张学良手中，东西内蒙古处于分裂状态，这种局面使得中央政府、地方省政府和内蒙古蒙旗王公之间的权力纠葛时常发生。民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确立统治体系的过程中，专门设立了主管蒙藏等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一一蒙藏委员会。

民国以来，许多蒙旗王公为了满足骄奢淫逸的生活，不仅利用封建统治特权，任意增加赋税苛捐，对广大蒙民进行压梓剥削，还与各地军阀地商勾结，大肆掠卖蒙古土地。蒙古王公向高利贷商人大肆借贷，债务全部转嫁千所属牧民。这一切给底层蒙古民众带来沉重负担。蒙民采取“独贵龙”运动的形式，反对蒙古王公无限制招垦、摊派苛捐杂税；或与同时遭受压迫的汉民联合起来，反对北京政府、国民政府地方当局统治。对于广大汉族贫民来说，逃荒离村也成为消极抵抗官府压迫的一种形式。

20年代初，尚处幼稚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接受了列宁的民族自决权和殖民地国家解放理论，对包括蒙古民族在内的国内少数民族问题予以了特别关注。1920年12月，毛泽东在与蔡和森讨论建党问题时，即提出要“帮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民主革命基本纲领，主张“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南陈北李很早就注意并提出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主张。20世纪20年代前期的北京，汇聚着一批蒙古族各阶层人士和知识青年，蒙藏学校成为他们学习先进文化知识，探求摆脱民族压迫和穷困落后的中心。1923年，该校复学，一批来自内蒙古沿边，接触内地文化较多的蒙古族青年前来就读。受“五四”影响，许多新思潮涌入学校，李大钊等人的宣传最受欢迎。大多数人觉得共产党对蒙古民族好，愿意靠近共产党，对于中共“二大”提出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主张，“更是倍感亲切”。随着革命觉悟的不断提高，从1923年冬起，来自土默特的多松年、李裕智、赵诚、奎璧、佛鼎、孟纯、云润、云泽、吉雅泰等人陆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蒙藏学校内成立了青年团和中共党支部，多松年、云泽先后任团支部书记，多松年是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来自喀喇沁右旗的白海风、吴文献等也在这一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蒙古族中的第一批共产主义者在北京诞生了。民国成立以来，北洋军阀和列强勾结把持政权，“蒙古民族仍不免受与前日相同的压迫，或且更甚”，因而呼吁在孙中山扶植国内弱小民族自决自治精神指导下，在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申明的“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千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主张指引下，中华民国与蒙古民族结合在一起，中国国民运动与蒙古民族解放运动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潮流。1925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蒙古问题议决案》，在具体分析了内蒙古民族特点、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基础上，强调“我们的党应当使蒙古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全中国的解放运动结合起来”，现时最重要的任务是“使蒙古人中先进的民权主义分子，尤其是蒙古的智识阶级，归到革命这方面来”。指示内蒙古农民中的革命工作，应竭力联合汉蒙农民以反对共同的仇敌大地主、王公、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等，同时不应当掩没蒙古人的民族利益。为更好地进行内蒙古的民族解放和国民革命运动，指示组建内蒙古国民革命党，与党指导下的衣工兵大同盟的工作密切联络，为蒙汉农民中的革命工作提供组织保证。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7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了“六大”。会后，中共内蒙古特别支部和后来的内蒙古特委，主管内蒙古工作的中共顺直省委以及中共中央，按照“六大”要求，对内蒙古地区的社会政治状况、阶级关系、土地问题、蒙古民族问题和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内蒙古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等，包括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内的许多问题，都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和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关千内蒙古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政策。(www.zuozong.com)

大青山位于阴山山脉中段，东起集宁以北的灰腾梁，西至包头以西的乌拉山，东西绵延700余里，南北宽百余里。平绥铁路沿大青山南麓伸展，将集宁、归绥、包头三大重镇连接起来，形成了绥远省的腹地。大青山以归绥北面的娱蛉坝为界，娱蛉坝以西，山势陡峭，有许多沟壑峡谷。娱蛉坝以东，山势渐趋平缓，直达灰腾梁与察哈尔低山丘陵相连接。从1938年7月八路军挺进绥远到同年12月，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动委会、4支队等抗日力盐在“北到沙漠、南至黄河、东至察绥边、西至五临”的广阔地区，升辟了绥中、绥西、绥南3块游击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在大青山地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可以威胁平绥铁路和牵制集宁、归绥、包头等城镇的日军，打击乡村中小股日伪；可以促进蒙汉人民团结抗日，扩大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可以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相互配合，保卫抗日大后方陕甘宁边区，打通与苏、蒙的交通线，成为战略反攻阶段的先头阵地。1938年秋季以后，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组建了中共绥远省委。后改称中共绥远区委员会。1939年3月，中共绥远省委书记白如冰带领原绥蒙工委部分人员和晋西北派往绥远的160多名干部到达大青山，中共绥远省委（即中共绥远区委员会）正式组成并开始工作。广大党员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成为绥远沦陷区抗日斗争的中流砾柱。为了开展抗日斗争，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组建骑兵支队，开展骑兵游击战争。大青山骑兵支队在抗日游击战争中成长壮大，在敌强我弱、环境艰苦、远离后方、供给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和发展了大青山游击战争，粉碎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扫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一方面加强对中国占领区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另一方面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更残酷的“扫荡”。尽管如此，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军民始终坚持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不断转移，以隐蔽斗争的方式，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度过了大青山斗争最艰苦的岁月。1944年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恢复和发展的一年。经过一年的斗争，到1944年8月，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基本恢复了1942年敌人大扫荡之前的局面，同时还开拓了和林、清水河等新的游击区。1945年后进入了反攻阶段，八路军从绥西、绥中连续攻占多处敌人据点，把解放区扩大到4万平方华里，直接威胁平绥铁路。7月，绥蒙政府成立，乌兰夫任主席，杨植霖任副主席。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胜利在望。2月，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召开首脑会议，通过了雅尔塔协定，就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世界局势达成协议。苏联承诺在欧洲战场结束后的两三个月内，实施对日作战。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6月初，苏最高统帅斯大林批准了由苏军总参谋部制定的消灭日本关东军的作战计划。计划以三个方面军，在东、西、北三个方向上，对日本关东军展开攻击。其中，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向东，从苏联滨海地区向西，为主要突击方向。至9月2日，苏蒙红军组织的远东战役结束，共毙俘日军67.7万人，在内蒙古和我国东北的日军侵略势力土崩瓦解。但在苏蒙红军总攻的同时，国民党军队军随其后，在绥远地区，傅作义凭借军事实力和“受降官”的政治优势，在伪蒙军的配合下，到10月中旬，抢夺了绥远地区绝大部分的抗战果实。

民国以来，弱势的蒙古民族，饱尝了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以及日本侵略者的愚弄和压迫，艰难地探寻着民族出路。1945年夏秋，苏蒙联军参战，日本无条件投降，八路军乘势反攻，国民党抢夺抗战果实，等等突如其来的政治、军事变动，引发了国内以及内蒙古地区政治形势的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