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世纪末期，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就提出了被后人称为“马歇尔冲突”的规模经济与竞争两难选择。在现代重化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双重推动下，企业追求规模经济，导致垄断的发展，而垄断构成竞争和价格机制正常运作的障碍，势必降低经济活力和效率。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表明，规模经济与竞争两难选择存在和化解的方式，在不同体制背景和发展阶段的国家有明显的差异。一般来说，在比较典型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大企业主导体制主要是在市场力量的不断整合下形成的，政府推动规模经济的作用是有限的，而政府在反垄断方面则较早开始有所作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中，政府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进而超越市场力量，推动大企业主导体制形成的色彩相对浓厚。在这些国家，不乏政府政策成功实施的范例，也有不少可供总结的教训；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企业不足与过度竞争（包括无序状态下的过度竞争）并存，政府的政策在推动大企业成长与保证有效的可竞争状态之间出现两难选择。
以中国的情况为例。现阶段，规模经济与竞争的矛盾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两点：① 产业集中度不够，但也存在垄断程度较高的现象。已有学者对中国工业产业集中度持续下降的趋势做了静态、动态与跨国比较分析，并指出了其中的问题、成因和对策。由于传统体制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所致，在中国形成了产业低集中度下的人为垄断格局：政府条或块的行政壁垒阻碍了企业间竞争的发育，使一批国有企业在行政保护下生存，既无破产倒闭之远虑，也无产品滞销之近忧。尽管这种格局在改革的进程中受到很大的冲击，但遗留下来的思维定式和行为定式还将在较长的时期发生作用。② 需要反垄断（主要是人为垄断），但过度竞争问题更加突出。如上所述，由于存在体制性的人为垄断现象，以及不可避免的自然垄断，因此，当前应当采取反垄断措施。但是，过度竞争的矛盾在目前比垄断更加突出。这是市场经济在较低发展水平下，由于资本不足所导致的痼疾；在我国，又加上多级政府体制条件下的投资冲动和重复建设，因此，矛盾表现得比较严重。
日本学者小宫隆太郎曾对“过度竞争”下过这样的定义：“在集中度低的产业中，尽管许多企业的利润率很低或者陷于赤字状态，但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企业却不能顺利地从该产业退出，使低或负的利润率长期继续……一般认为，‘过度竞争’是指在企业数量很多的非集中型的竞争性行业中产生的现象。”根据这一定义，产业中过度进入的生产要素长期不能退出和产业利润率持续过低是衡量过度竞争的重要依据。据此来考察中国有关产业的竞争情况，其过度竞争的态势显而易见。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传统体制中有较多导致人为垄断的因素，那么，体制转轨过程中地方政府在行政性分权中获得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则是导致过度竞争的重要因素。这并不是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权有什么不对，而是要指出，政企不分条件下的行政性分权，其有效性是有限的。因此，解决过度竞争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政企分开，彻底解决地方政府保护和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化的问题。(www.zuozong.com)
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其运行机制的竞争性。竞争使企业利润率平均化，从而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由于在现实的市场结构中，存在着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的因素，所以，完全竞争是一种理想状态，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竞争成为常态。尤其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和生产、流通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单位产品（服务）成本中的固定成本占比上升，通过扩大规模降低固定成本的可能性，已经大于通过减少消耗降低可变成本的可能性。因此，形成并维护市场经济在适度规模经济基础上的有效竞争，成为各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重要责任。我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履行这一责任的过程中，都面临着既要建立竞争规则和维护竞争秩序，又要组织规模经济和构建产业组织的两难选择。首先，在不同产业中规模经济与竞争有一个度的问题，需要科学把握，既不要过度竞争，又切忌盲目“搞大”。其次，在规模经济的形成过程中，要把握企业推动和政府推动的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企业推动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要根据有效竞争的要求和产业组织的现状，从降低社会机会成本和形成合理产业组织等方面，优化政府推动的战略与行为。
（原载于《解放日报》，1998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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