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新区：中国最具潜力的增长极，城市化模式的选择与展开

如前所述，西部大开发旨在提高西部经济发展的效率，但是，这一变化并非同时出现在西部所有的地方，它将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极之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对西部整个经济最终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区域经济开发的研究中，增长极理论是对经济空间和地理空间上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事实的经验归纳和总结。增长极往往具有要素禀赋、区位优势等客观条件。政府通过某种政策的支持，强化这些条件，增长极就可能在较短时期内形成，并发挥难以估量的作用。

在东部经济近20年的成长过程中，增长极的实践是比较成功的。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四个经济特区，90年代异军突起的浦东新区，都堪称增长极的典范。以浦东新区为例。经过10年开发开放的浦东，以其新思路、高起点、大手笔和宽腹地等特点及优势，已经成为公认的中国经济最具潜力的增长极。在过去的10年，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在浦东聚集。按照增长极理论的观点，此时的浦东新区呈极化状态。随着产业集聚的形成，增长极就将进入由弱到强的扩散状态。进入扩散状态的浦东新区，在带动长江流域发展乃至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将扮演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如果说公平将体现在西部的环境建设上，那么，效率就将体现在培育西部的增长极上。增长极的形成与发展，是典型的效率优先。地域辽阔，人口密度低，基础设施条件差，缺少具有强大内聚力和辐射力的经济中心城市，是西部的基本区情。这一基本区情也进一步提出了培育增长极的迫切性。增长极问题的展开，就是中国乃至西部城市化模式选择的问题。一国的城市化模式受到人口数量、地域面积、资源水平、发展阶段和政策取向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一经形成的城市化模式，将深刻影响城市化水平的实质提高和拉动发展的实际效应。一个符合城市化一般规律和本国国情的城市化模式，将持续提高城市化水平，而持续提高的城市化水平又将不断推动经济增长。(www.zuozong.com)

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模式受三个基本因素的影响。第一，城市发展方针的限定。中国现行的城市发展方针是，限制大城市的发展，鼓励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的发展。第二，户籍制度的制约。户籍制度对于户口迁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有严格的限制，迁入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镇则相对宽松。第三，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大城市需要巨大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时候，资金压力难以承受。因此，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城市化模式是优先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模式。1997年，中国有668个城市，城市数量并不算少，但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大城市只有34个（西部 7个，仅占20.6%）；城市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8%，这34个大城市拥有7 300万非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数的6%。经验证明，城市特别是规模较大的城市，会产生明显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具体表现为：更大的规模效益，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强的科技进步动力和更大的经济辐射作用。显然，目前我国，尤其是西部能够产生如此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城市还太少，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指导方针似应做必要的调整：积极发展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因地制宜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将部分条件好的中小城市发展为大城市，应当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城市化发展的重点。“积极发展”不仅有量的扩张、形态的扩张，更有质的提升、功能的提升；“因地制宜”是指要根据各地的情况，确定不同地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战略。对于有960万平方公里、近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大城市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在西部就更是如此。因此，再发展一批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