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文书研究：国际一流的学术成果

吐鲁番学的研究上，日本人就不敢讲“吐鲁番在中国，吐鲁番学在日本”。吐鲁番文书是从1975年开始大规模发掘的，也就是藤枝晃讲话那年开始发掘。吐鲁番盆地两个很大的墓群（阿斯塔那与哈拉和卓），发现很多文书，包括剪成碎片，做成衣服、鞋底等保留下来，一共三万多片。以武汉大学历史系当时的主任唐长孺先生为首，参与整理这批文书，这项工作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全部结束，现在已经出版了十册《吐鲁番出土文书》，这十册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整理的。后来我们陆续出了一批非常有分量的研究著作。我本人在我的老师韩国磐教授领导下，也参与吐鲁番文书研究，出了一部《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论集》。我们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也就是不到二十年间，在吐鲁番文书的研究上，像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还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学者们，总体水平是国际一流的。因为他们花了精力、花了时间，所以这一段历史不应该是我们的伤心史，但是伤心史是在前段，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这次我在中正大学参加“海峡两岸二十一世纪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议”的时候，我非常高兴，有很多学者的研究做得很好，包括一些很年轻的学者，比如政治大学罗彤华，她写沙州帐本，从帐本看当时归义军寺院和各方面的关系，我认为这篇文章做得非常好。不管大陆学者、台湾学者，有一批年轻学者都非常好。我们走过这个历程将近一个世纪，自1900年发现敦煌材料后，以后有吐鲁番材料，一百年的历史证明，陈先生提出来的“一代之学术，必有一代的新材料与新同题”的教导是十分正确的，要牢记敦煌学开始的半个世纪伤心的历史。

陈垣《敦煌劫余录》以后，陆续又出版了关于敦煌资料撰编的书，这些书很多，比如史岩编《敦煌石室画像题识》，“题识”就是佛经故事、经变故事的画像下的题款，由于画像有人出钱，所以底下有一个题款，题识某某人某某职务。这本书我认为做得非常好，常书鸿有一篇序。常书鸿在四十年代就到沙漠里去作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所长，一直做到八十年代才到北京去住，不久就去世了。除了本书以外，罗振玉编纂《敦煌石室遗书》一百二十种，也是非常大的工程，对整理、保存文献做了贡献。比较迟一点就是王重民先生，编成《巴黎敦煌残卷叙录》，这是流失海外的敦煌文书，第一次以比较全的面貌，回归到国内学者的案前，后来有刘复《敦煌掇琐》等。八九十年代以后，由于各方面情况的变化，大陆方面非常重视敦煌文书的整理，现在已经正式出版《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全套出版。这样一来我们海内海外的文献，搜罗、编印工作应该说是空前未有的；各大出版社还出版很多专门研究性的著作。现介绍其中重要者如下：(www.zuozong.com)

陈垣《敦煌劫余录》（陈寅恪序）、史岩纂《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常书鸿序）、金同祖辑《流沙遗珍》、罗振玉纂《敦煌石室遗书》一百二十种、王重民撰《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刘复辑《敦煌掇琐》、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附录文）、《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英藏敦煌文献》（四川人民出版社）、《俄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八十年代以来大陆学者代表性研究著作（以社会经济史著作为例）：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附录文），王永兴《敦煌经济文书导论》，韩国磐《唐代社会经济诸问题》，杨际平《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程喜霖《汉唐烽燧制度》，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研究》，唐耕耦《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陈国灿《唐代的经济社会》，朱雷《吐鲁番文害研究论集》，卢向前《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李锦绣《唐代财政史》上下卷（共四册），北大、武大、厦大出版社印行的敦煌吐鲁番研究论文集多种，散见《敦煌学辑刊》、《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和各大学学报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