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党的形成与刘晏理财策略

肃宗朝因为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事方殷，财政极度困难，因此，先后起用了第五琦、元载、刘晏等人掌理财赋。第五琦于至德元年（756）秋以北海太守贺兰进敏的录事参军身份，入蜀向唐上皇（玄宗）奏事，受命为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是年冬，在彭原谒见肃宗，奏请“以江、淮租庸市轻货，泝江汉而上至洋川，令汉中王瑀陆运至扶风以助军”，^[1]肃宗加授其为山南等五道度支使。元载在收复两京后入为度支郎中，肃宗委之以国计，充使江淮，都领漕运，寻加御史中丞，其主要职责是转运江淮租赋。刘晏在肃宗上元元年（760）五月以京兆尹迁户部侍郎，充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当时已有善于理财的名声；但在一年多以后，即上元二年十月，因司农卿严庄的诬陷，被贬为通州刺史。刘晏被贬后才由元载任户部侍郎，充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并兼江淮转运使。元载由此开始专掌财利。

他们三人在理财上的成绩，以第五琦、刘晏最为显著，元载最差。元载在任江淮租庸使期间的主要活动是括征违负及逋逃民户的租调。据《资治通鉴》卷222记载：宝应元年，“租庸使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资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征之；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不问负之有无，赀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谓之白著。有不服者，严刑以威之。民有蓄谷千斛者，则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泽为群盗，州县不能制”。

元载在政治上弄权结党、营求私利，史有明载。肃宗朝，大臣之间有矛盾，往往私相结党，如宰相房琯便以刘秩等人为私党，但总的来说未至盘根错节的地步。当时主要危险是宦官专权。宦官之中以李辅国势力为最大，专权擅政一时，当时朝臣中很多人对此极为不满；但也有许多趋炎附势之徒，转而阿附李辅国。元载也在其时倾身结托。他因与李辅国的妻子元氏是同宗，“因是相昵狎”，得辅国之力兼京兆尹。“载意属国柄，诣辅国恳辞京尹，辅国识其意，然之。翌日拜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度支转运使如故。”代宗即位，“辅国势愈重，称载于上前。载能伺上意，颇承恩遇”，由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度支转运使，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集贤殿大学士，修国史。至此，元载成为李（辅国）、元党的第二号人物。他“以度支转运使职务繁碎，负荷且重，虑伤名，阻大位”，推荐平素相善的刘晏代己，由刘晏任度支转运使，掌管钱谷之务。元载与宰相王缙同列，“缙方务聚财，遂睦于载，二人相得甚欢，日益纵横”。^[2]

李辅国死后，李、元党变成了元党，元载自然成为领袖。从代宗即位、元载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起，元党势力发展迅速。在朝臣方面，元载的党羽除王缙外，还有王昂（殿中少监）、杨炎（吏部侍郎）、庾准（中书舍人、御史中丞、尚书左丞）、卓英倩和李待荣（中书主事）、韩涸（户部侍郎判度支）、赵纵（户部侍郎）、裴翼（大理少卿）、王紞（太常少卿）、韩会（起居舍人）及王定、徐横（知制诰）等。如何评价元载一党的性质，史学界意见并不一致。元载出身寒微，属于庶族，但是他的党羽并非都是庶族。台湾林伟洲先生《政治冲突与中唐税政》一文，^[3]在具体表列元杨二党人物出身后指出：“元、杨党分子的身份结构，由表二中可看出，并非如侯外庐所言为一庶族的联合团体。主要人物中除元载出身寒素外，王缙为士族，杨炎与庾准为小姓，其他次要人物也皆包含这三个阶层。就这一团体内部结构身份而言，恰可用侯氏所言为一‘品级联合’的身份团体。”

除了元党性质问题尚可讨论外，还有一点必须指出，这就是——不是所有与元载有过一段密切交往或为元载所推荐的人，都属于元党。刘晏虽由元载之荐，于代宗宝应元年（762）六月，以通州刺史复户部侍郎职，兼京兆尹、充度支、转运、盐铁、铸钱等使，但并非元党。刘晏之所以和元载相友善而未成为其死党，主要是他的政治主张、理财主张与元载有别，虽曾相善而非同道。

从政治主张来说，元载“性颇奸回，迹非正直”，^[4]唯图权力，并无什么系统主张；相反，刘晏在政治上主张尊王强干，事事为此着想。他在广德二年（764）三月受命为东都、河南江淮等道转运等使后，至江淮，在给元载的信中说，他自陕郊三门，一路察看渠津河堰，“步步探讨，知昔人用心，则潭、衡、桂阳必多积谷，关辅汲汲，只缘兵粮”，如能漕运潇湘、洞庭之粮，使三秦之人得以饱食，六军之众待此而强，天子无侧席之忧，“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胆，三河流离者于兹请命”，^[5]他可以赴河蹈水。这种强烈的爱国观念，一直指导着他的理财活动。从理财主张来说，元载唯有括征之能事，而刘晏重视漕运、盐利、轻重，他能在政局不很平稳的时代，尽其可能做到利权归于中央，确保皇朝财政收入。刘昫等《旧唐书》“传论”评论：“如刘晏通拥滞，任才能，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6]刘晏理财思想与第五琦有师承关系。第五琦创立榷盐法，“百姓除租庸外，无得横赋，人不益税而国用以饶”。^[7]他前后领财赋十余年，贡献甚多。第五琦与刘晏均在安史之乱、方镇崛起之际奉命理财，为应付浩大的军费开支而着意于东南财赋（盐利、租庸调）之征括。他们的理财带有战时财政的特点。

刘晏自宝应元年六月复任户部侍郎兼京兆尹，充度支、转运、盐铁、铸钱等使后，本职屡有变动，而使务大体如故。如：宝应元年十一月，兼河南道水陆转运都使；宝应二年（763）正月，因刘晏举颜真卿为户部侍郎以自代，转任国子祭酒，朝廷遂以其“为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广德二年（764）二月，刘晏坐与宦官程元振交往而罢相（吏部尚书同平章事），为太子宾客，三月，以其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取代裴冕充任的河南、江淮转运使；大历元年（766）正月，以户部尚书刘晏为都畿、河南、江南、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等使，与第五琦（户部侍郎充京畿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转运等使）分理天下财赋；大历四年（769）三月，户部尚书刘晏改任吏部尚书，使务如故；大历六年（771），以尚书右丞韩滉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取代元载），与刘晏分理天下财赋。由此可见，刘晏从宝应元年至大历六年这段时间内，尽管本职屡有变动，其度支、转运、盐铁诸使之职（尤其转运、盐铁等使）却很少变动。这为他施展理财才干提供了机会。(www.zuozong.com)

刘晏理财先从改善漕运入手，此事新、旧唐书本传和《资治通鉴》均有记载。其次是盐利，“及晏代其（指第五琦）任，法益精密，官无遗利。初岁入钱六十万贯，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无厌苦。大历末，通计一岁征赋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且过半。”^[8]再次是改订税制。刘晏任户部尚书三年多，又长期充任度支、转运等使，对税制改订自然有较大权力，参与其事，当无问题。

代宗朝税制改订的起因是安史之乱后出现的户口流亡、垦田减少，横赋迭出、租庸调法破坏形势的压力。《刘晏宣慰河南淮南制》云：“自兵乱一纪，事殷四方。耕夫困于军旅，蚕妇病于馈饷。……致令户口减耗，十无一二，而河南、淮南又甚诸道，得非搜乘补卒之数，急赋横税之烦，致使遑骇匪宁，流庸不复。……其于赋役，多患不均。”^[9]大历元年十一月的减租税诏亦云：“今则编户流亡，而垦田减税。计量入之数，甚倍征之法。”^[10]在这种压力下，除改善漕运、增加盐利收入外，必然寻求增加税入或新的税收办法，户、地税的改革自然首当其冲。

增加青苗钱。广德二年（761）开征青苗钱以给百官俸，^[11]但青苗钱征收制度之完善当在大历元年^[12]正月刘晏任户部尚书兼东部京畿等地转运、常平、铸钱、盐铁等使，与第五琦分理财赋之后。青苗钱亩收10文，至大历二年十月每亩增加5文，计亩征15文。^[13]大历五年（770）五月诏京兆府应征青苗、地头钱等，承前青苗钱每亩征15文，地头钱每亩征25文。自今以后，一切以青苗钱为名，每亩减5文，征35文，随夏税据数征纳。大历八年（773）每亩税率15文。^[14]

户税在唐玄宗时已成为重要税种之一，《唐六典》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和《通典》卷6赋税下已有明确记载。大历四年正月整顿户税，对户税的征收办法和租额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十二月，又对地税的征收做出若干新规定。^[15]关于户、地税的改订，有几个问题需要做些分析。首先，大历四年正月改订户税时刘晏仍任户部尚书，第五琦仍任户部侍郎、判度支，有理由认为是他们主持了这次户税改革；同年十二月改订地税时刘晏已调任吏部尚书（兼任诸使如故），而第五琦仍是户部侍郎判度支，可以肯定第五琦主持了地税改革。两次改革同在一年进行，不能不说与刘晏有关。其次，户税又称税钱、税户钱，在大历四年以前，依“度支长行旨条”征税，^[16]至大历四年正月始遵照新的规定；又，税钱初名两税，代宗《免京兆税钱制》云：“国家计其户籍，俾出泉货，著在令典，谓之两税。天下通制，行之久矣。”^[17]复次，地税虽然直至大历四年十二月的敕文和大历五年三月的诏书仍称秋税、夏税，^[18]但其“两税”的含义是清楚的。秋税税额大历四年十二月为上等每亩1斗、下等每亩6升；大历五年三月为上田每亩5升、下田每亩3升，后者比前者下降50%。夏税据大历五年三月的诏书，上田每亩6升、下田每亩4升。大历五年三月秋税的税额比大历四年十二月的税额低得多，是因为优减之故。这道“优诏”见《文苑英华》卷437和《册府元龟》卷487，题为“减京兆府税制”，其意甚明。至于荒田，两次敕令均定为每亩2升，而且指的是秋、夏每亩各纳2升。^[19]根据《文献通考》卷3《田赋考三》的记载，大历四年之规定，至“五年始定法”，就是说大历五年的规定才是法定之则。地税分夏秋之征自此始，这一规定到两税法成立后，发展成为在全国范围分夏秋两季征税。

青苗钱、地户税征收改革有何积极因素？我想至少有这几点值得肯定：（1）扩大户税的纳税面。大历四年户税改订具体规定，现任官一品准上上户纳税，九品准下下户纳税，余品依次比照。一户有数人分别在各地工作，“亦每处依品纳税”。寄庄户和寄住户准例起税，“如数处有庄田，亦每处税”。诸道将士庄田也要以九等输税。这样王公以下之官僚、地主都要交纳户税，规避纳税的可能性小了，虽然有优待，但毕竟列入纳税对象之列。工商业者比照户等提高两等收税。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各所在为两等收税”。这些规定为以后的两税法奠定了基础。两税法“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行商者在郡县税三十之一”等内容可以说直接承袭大历四年户税征收原则。（2）按户等高下定税。这一条也为两税法所吸取，两税税钱的征收就是按资产分等确定的。（3）地税从代宗大历元年开始，即分秋夏征收。户税钱在大历四年改订前未分秋夏两季征收，其后也分秋夏两季征收，故谓之两税。这种秋夏两季征收的制度，就是两税之名的由来。以上三条为两税法的出现做了政策上的准备。而刘晏在税制改订中应该起了较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