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中原文化南迁的宝地

在历代人口南迁过程中，中原文化浸浸乎江南、岭海。但是，文化的传播过程本身又是一种丰富发展的过程，在江南岭海的新环境中，孕育着自己的特色。

福建的开发虽然肇自汉代，然其为世人瞩目则自唐后期至五代始。这期间，由于北来人口大增，山区和沿海的开发成绩卓著，新的县镇不断出现。^[8]入宋以后，福建经济迅速向先进经济地区靠拢，南宋时，已是国内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与此同时，福建的文化水平也相应地得到提高，一扫过去的蒙昧落后的形象而被誉之为“海滨邹鲁”，文化的发达伴随着经济的进步是史有可据的。据统计，《宋史·文苑传》登录宋代著名文人90人，其中福建人有8个，名列全国第6位；《全宋词》辑录千余位作家，北宋福建词人有14名，占全国第6位；到南宋则有63名，跃居全国第3位；《宋史》之《道学传》、《儒林传》共载人物89人，其中福建人有17个，居全国首位。^[9]这组数字或许可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两宋福建的文化水平已处于全国先进行列。此时期的福建文化一改旧貌，迅速发展，甚至在某些领域（如理学）曾一主潮流，成为全国中心，应该说与当时国内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有极大关系。自唐末至两宋，中原地区战争频发，地处东南的福建反而偏安，不断南迁的移民既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开发福建经济，也传入中原文化并融汇古闽越文明，不仅文史哲领域发展迅速，成绩卓著，印刷、藏书等文化事业也十分发达。第二期福建文化以其对中原文化的保存与发扬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形态或者重要组成部分为特色。

文史领域，五代两宋以来，福建号称衣冠文物甲于东南。然而，唐代福建文士为中原上流所知晓者仅欧阳詹等少数人，唐末情形稍有变化。开成三年，陈嘏等四位闽籍举子同时进士及第，士林为之震惊，“闽中自是号为文儒之乡”。^[10]至五代，士林寂寞的状况才大为改观，其可称道者当推韩偓、黄滔、徐寅，其中黄滔影响最大，其“文赡蔚典则，诗清淳丰润，有贞元长庆风。《马搜》、《馆娃》、《景阳》、《水殿》诸赋，雄新隽永，称一时绝调”。^[11]徐寅的赋还为渤海士人所珍重。三人中韩偓是京兆人，由中原入闽；黄、徐皆泉郡莆田人，是土生土长的文士。入宋以后，随着福建文化水平的提高，诗词赋普及，文人辈出。两宋福建文士，以诗名闻全国或八闽的人似乎多于以词赋而闻名的人。这是盛唐文化遗风的反映，许多知名或不甚知名的诗人，都以盛唐或晚唐诗风为宗。可以说，入宋以后福建文人继承发扬了唐诗所代表的盛唐文化传统。例如南平人胡璞过采石题诗吊李白诗云：“抗议金銮反见仇，一坏蝉蜕此江头。当时醉弄波间月，今作寒光万里流。”苏轼初见此诗，疑为唐人所作，叹赏不止。^[12]宁化上子李元白，不欲应举，专攻杜诗，“出入少陵集中，几于逼真”。^[13]闽诗坛受唐诗的影响何其深远。

士子已不是海隅乡人，他们动辄周游京师名邑，与中原名流交游。浦城人徐常，就与苏轼兄弟游从甚久，有诗曰：“事业要须事二宋，文章端是学三苏”，^[14]抒发其仰慕之情。而王伯起，是王安石弟子，又学文于曾巩、熊蕃，更以宗王安石之学为人所知。^[15]

南宋政治中心移至临安，福建文士和全国性文人名士的交游更多了。在文化传统上的共识可以说也更多了。他们的诗风与当时显学巨脉有密切联系，这一点在词赋文章方面也是如此。

福建文学继承了唐代文学及当时全国性文学传统，然而，从许多迹象可以看出，唐宋福建文学家的活动有某些地域性特点，宗派色彩即是其一。(www.zuozong.com)

严羽以其《沧浪诗话》名重当代和后代，但他的治学活动却有另一面，即宗派色彩。他与同族人严参、严仁皆有诗才，号称三严。又与同邑人上官伟等盛传宗派，几与黄鲁直江西诗派并行。^[16]如果说严羽一派在学术上与江西诗派并立，那么更多福建文人往往以同邑同郡或同门相表里。这种活动及其创作倾向自然免不了有地域性的宗派特点，例如唐贞元间，不少人登第均与欧阳詹有关，不是受其影响，就是与他一起“刻意攻文”。晋江人许稷，少年北上长安，恰遇闽籍举人宴请欧阳詹等闽籍京官，即引稷人席。^[17]这种闽籍举子举行的酒会，可以说是闽籍文人的同乡会之始，其他如嘉禾（今厦门）学派，即陈黯与同邑、同郡人林颢、王肱、肖枢等人隐居嘉禾读书所组成。名诗人杨亿，弟子、诗友多是祟安、浦城等地士子，成为这一带文学学术界首领人物。入宋以后，此类以文会友性质又以地域、同宗相联系的诗文宗派多得不胜枚举。这种文学宗派的形成，虽有其积极的一面，也反映了某种宗族的、地域的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又与闽地士人祖先多中原移民后裔有关，这些移民人闽，具有浓厚的宗族观念，宗族观念又离不开地域之限。

明清及其后，文学上的地域特点依然存在，^[18]只是时过境迁，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不那么明显了。或者地域特点更多地反映在其他方面而不是宗派色彩了，这点有待进一步探讨。史学领域的成就同样可观，郑樵的《通志》、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吕夏卿参与编修的《新唐书》，均为史学名著。此外，柯维骐的《宋史新编》、熊克的《中兴小纪》、郑思肖的《心史》等当代史也极有价值。梁克家的《淳熙三山志》则是福建地方志中最早最出色的著作，闽之后学无不引以为骄傲，至明清，修史之风犹存。何乔远的《名山藏》记明十三朝遗事，内容翔实。李贽的《藏书》、《焚书》更以其对传统的否定与对现实的批判，非同凡响。张燮《东西洋考》记我国南海周边1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史地、沿革、物产、贸易，可谓开《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之先河。地方志如何乔远的《闽书》，保存了不少伊斯兰教、摩尼教来华传教的珍贵史料，黄仲韶的《八闽通志》、王应山的《闽都记》都很有资料价值。清代尤有一批介绍台湾史地的著作，如阮旻锡的《海上见闻录》、夏琳的《闽海纪要》、施琅的《靖海纪事》等，以及记载太平天国事迹与闽南人民抗清的重要资料，如魏秀仁的《咄咄录》，沈储的《舌击编》。此外，宋元明清以来，出现了一批反映福建经济文化特点的杂记小品，如蔡襄的《荔枝谱》，详述荔枝的服食、保存、种类，是研究福建荔枝品种的创始之作；陈世元的《金薯传习录》，专论地瓜入闽传播始末与土宜栽种之法；屠本畯的《闽中海错疏》，郭柏苍的《海错百一录》、《闽产录异》，均详志闽海水族及闽地土特产。施鸿保的《闽杂记》、周亮工的《闽小纪》则对闽中风物民情，书林清话多有载记，弥足珍贵。

关于闽学，已有专论。它是指以朱熹为首包括其门人在内的南宋朱子学派的思想，以及其后理学家对朱子学的继承和发展。由于他们主要活动于福建，故其学说称为闽学，也相对于其他地域性的学派如濂、洛、关、浙东、江西学派而言。^[19]我们知道，宋代地域学派很多，然而唯有朱熹及其门人创立的闽学，通过福建理学家杨时、游酢、罗从彦、李侗等人承接周程衣钵，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庞大、完整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其影响超越福建而波及全国。宋代的浙学系、涪陵系、湘学系、赣学系大抵都由闽人开创，其伦理观念、学术思想甚至为日本、朝鲜人所接纳、尊崇。闽学之成为显学，除与当时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有关，而唐宋数百年来福建对中原文化的吸收积累与大力显扬应是主要原因。众所周知，宋代福建经济在国内已算发达，文化事业亦蒸蒸日上。宋代建阳、麻沙、长汀四堡、福州、泉州的印刷业十分兴旺，其数量之多几遍天下，内容从经书、佛典至课艺应试之文一一皆备，城有书坛，乡有书贩。^[20]与此相应，宋代福建藏书之风极盛，缙绅巨贾或小康之家皆以藏书为乐，形成一种社会风尚。像莆田郑樵、浦城杨弦、建阳宋慈等10位藏书家，收藏均在万卷以上。文化事业的发达与学术思想的先进是相辅相成的，它为闽学与福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后者也促进了它本身的繁荣。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其特征是推崇“四书”和重义理、轻训诂，特别提倡“华夷之辨，高于君臣之分”。^[21]这与南宋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闽学前贤试图以理想与实践合一的人性道德、天理人欲为治学总纲，以启迪世道人心，安定社会；并对宇宙论、生命论、道德论、价值论等有史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探究；综罗百代，推陈出新，疑经删经，移经就己；大胆吸收佛道理论，给儒学赋以新意。可以说，闽学冲破了传统的樊篱，在经学史上独树一帜。同时，它也成为官方哲学，具有强烈的务实致用的特点，反映了地主阶级哲学家涉世治国的愿望。他们的思想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如主张抗战，宣传民族气节；主张革除弊政，宣传三纲五常为治世之本。此外，其鲜明的地域特点不仅表现为朱熹的学说形成于福建，还表现于朱熹的门人后学以福建为讲学、著述、从政基地。闽学之为后世尊崇，与这种地域性、官方性特点不无关系。

福建文化对中原文化的继承发扬并形成地方特色，不仅表现在文史、闽学领域，在语言习惯、戏曲艺术方面也是如此。在汉语八大方言中，闽方言就占有三种。全境七种方言并用，可说是全国方言的缩影。历史上每次中原汉人南迁，都带入他们原有的生活习惯、语言文字。中古的福建交通不便，交流不广，更易于保留古音。在闽南话、客家话中，唐宋词素，古汉语特点十分显著。钱大昕“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的著名论断，在闽方言中可以找到大量例证。福建地方戏种类繁多，莆仙戏、南音、闽剧等源远流长，尤其南音是一种以琵琶弹唱的戏曲，艺术风格徐缓清雅、委婉缠绵，深涵古韵。南琵横抱的姿态唯见于唐代出土陶俑与五代画《韩熙载夜宴图》中，可知是古代琵琶之遗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