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土地制度：法制化逐步实现

20世纪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基于生产关系的研究，认定：“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土地所有制。”^[81]至今许多学者仍沿用这一理论，侧重论述国家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并未就土地产权（法律）、观念（法的哲学）深究，与国外土地制度史研究指向不同。强调“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土地所有制”是出于对历史的“阶级分析”的要求。

土地法——《田令》：秦汉以来，都有“田令”。《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云：“故腾为是而修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智（知）之，毋巨（巨）于罪。”可知秦有“田令”。同书《秦律十八种·田律》，有“入顷刍藁，以其受田之数”句，表明秦时民户的垦田，计入民户的受田数内，按顷亩交纳刍藁。

汉代亦有“田令”，《后汉书》卷110上《黄香传》记延光元年黄迁魏郡太守，“郡旧有内外园田，常与人分种，收谷岁数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农；《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禄之人，不与百姓争利，乃悉以赋人，课令耕种”。但汉代《田律》指的是畋猎之律，不要误读。^[82]

汉代公田、民田的区分很清楚，侵夺民田要入罪的；而且，分家分财，包括土地。说明土地可以继承，土地所有权比秦时完整。汉代土地买卖事例较多。土地的契约关系开始流行。私田有三例，介绍如下：

例一：西汉丞相张禹买田多至400顷（4万亩），东汉情况亦如此。

例二：土地买卖的契约关系值得注意。汉代“买地券”，是土地买卖的契约关系存在的证明。但是，买地券是随葬物，是一种“冥契”，不可直接作为史料，但是否说明确实已有土地买卖的契约？是可考虑的。真实的土地买卖契约未见。其次是土地买卖须经官府准许（推测官府审查买的是否为公田，是否贱买、强买），不经官府批准的土地买卖叫私买，要受法律制裁。

例三：秦有手实（令黔首自实田），汉代有登录土地的账簿，江陵凤凰山出土的郑里廪簿竹简，记录了官府贷粮花名册，^[83]附各户田产：

户人圣能田一人口一人　田八亩

户人圣□能田一人口三人　田十亩

户人圣□能田一人口三人　田十亩

户人击牛能田二人口四人　田十二亩

户人击牛能田二人口四人　田十二亩

户人立能田二人口六人　田二十三亩

户人胜能田三人口五人　田五十四亩

……

该册所录共25户，土地617亩，平均每户24.68亩，平均每个能田劳力（可能是丁男）近9亩。反映了官府对农户土地产权的确认。账簿记录成为确认土地产权的证据。总的说，秦汉时期是土地产权逐步法制化时期。产权的处置权限增大，契约性质显露。

西晋所谓“占田课田制”，占田是允许农民占耕亩数，课田是计征田租的田亩数，《初学记》引《晋故事》：“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每亩合计8升，这和三国的曹魏亩收4升比，增加1倍，和孙吴每亩一斛二斗^[84]比又轻得多。

西晋分实施占田、课田制，意在鼓励垦荒，但使产权模糊化。课田部分产权应该是明确的。两晋土地买卖表明土地的契约关系已比较流行，是土地兼并的重要方式。西晋时期，“占田”声势超过“均田”，只有僻处四川的李雄大成国重臣李班在鼓吹“均田”思想。《晋书·李班载记》：“班以古者垦田均平，贫富获所，今贵者广占荒田，贫者种植无地，富以己所余卖之，此岂王者大均之义乎？雄纳之。”到西晋末，由于社会混乱，土地荒芜，均田观念的提出，反映了土地法法哲学观念的转变。

太和九年（477）颁布的“田令”，其中规定：“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中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承认桑田的可以终身不还，可以买卖，但限制在20亩桑田内。20余年后，源怀受命巡行北边六镇，上表曰：“景明以来，北蕃连年灾旱，高原陆野，不任营殖，虽有水田，少可淄亩。然主将参谋，专擅腴美，瘠土荒畴给百姓，因此困敝，日月滋尽。诸镇水田，请依地令，分给细民，先贫后富……”^[85]景明元年是公元500年，请依“地令”（即指太和九年“田令”），可知当时人称“地令”，不叫“均田令”，更不称“均田制”。北魏“地令”的制订和太祖拓跋珪计口授田传统有关，也和均分土地，鼓励垦荒理念有关。后者可见《魏书·李世伯传附李安世传》，李安世疏云：

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安世乃上疏曰：“臣闻量地画野，经国大式；邑地相参，致治之本。井税之兴，其来日久；田莱之数，制之以限。盖欲使土不旷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所以恤彼贫微，抑兹贪欲，同富约之不均，一齐民于编户。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疑作子孙继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侥幸之徒兴，繁多之狱作。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凌夺矣。”高祖深纳之，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

李安世奏疏释读：“量地画野”，指人口、土地的规划；“邑地相参”，指农户数和土地数要匹配；“井税”，土地税，泛指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田莱之数，制之以限”，土地分配有限额；“同富约之不均，一齐民于编户”，均富要齐之于编户；“宜更均量，审其径术”，土地占有宜有均量（合理分配），因而要查明土地疆界（径，经界；术，邑之道路）；“分艺有准，力业相称”，艺即农业，使业农者的土地与劳力匹配；“均田之制”，指蕴含均富观念的“田令”。

北齐和北周的田令也不叫“均田令”或“均田制”。《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北齐“清河三年定令……职事及百姓请垦田者，名为永业田……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四十亩。奴婢依良人，限数与在京百官同。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止四牛。又每丁给田永业田二十亩，为桑田”。同书又记：后周太祖作相，创制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田百亩。”以上两条令文的名称已经省略，但仍可以判定为地令或田令。《通典》卷2《食货·田制下》称：“北齐给授田令仍依魏朝。”所谓“给授田令”，也是田令。(www.zuozong.com)

北魏开始的北朝土地法，以满足无地少地农民为目的，有“桑田”（永业田）规定，但强调是“给授田令”，统治者通过授田，行使名义上的最高土地所有权，自然人的产权虚化、模糊化。其表现是土地的“国家给授”、永业田买卖限制、土地处置权有限。

至隋建立，“颁新令……十八以上为丁，丁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自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四十亩。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故隋之田令即当时的“新令”内容的一部分。至开皇十二年（592）出现了地少人多的矛盾。“时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此处“均天下之田”，意为按“新令”去执行土地的给受。炀帝大业五年（609）正月癸未“诏天下均田”。^[86]说明是年再次按开皇初“新令”去执行（均）土地给受。“均”字显然作动词解。

《唐会要》卷83《租税上》云：“（武德）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始定均田赋税。”照字面理解，这里的“均田”似乎是一种制度，其实不然，从宁波天一阁所藏宋天圣令附录的唐《田令》和《赋役令》说明：武德七年、开元二十五年的所谓“均田令”其实都叫田令！《通典》卷2《食货·田制下》述及“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的“公廨田”时称：“又《田令》：在京诸司及天下府州县兼折冲府、镇戍、关津、岳渎等公廨田、职分田各有差。”这个《田令》在有唐一代未闻被废除过，如果说成是“均田制”，则要承认它在安史乱后破坏了。现在，唐史著作或历史系学生，大都不知道所谓“均田制”的破坏，其实就是田令的土地还授程序逐步终止。田令其他的规定还在执行，无地少地的农民依然可以具牒（状）请授土地。所以从恢复历史真实而言，最好取消“均田制”的提法，恢复《田令》的原来名称。

从宁波天一阁所藏宋“天圣令”附录的唐《田令》考察其产权、契约关系变化情况：

（1）“诸永业田皆传之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徐（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

“诸公私荒废三年以上，有能佃者，经官司申牒借之，虽隔越亦听（易田于易限内，不在备限）。私田三年还主，公田九年还官。其私田虽废三年，主欲自佃，先尽其主。”“身死王事者子孙虽未成丁，身份之地勿追；因其战伤入笃疾废疾者，亦不追，咸听其身。”《田令》中这三条内容，说明唐代官府已确认“永业田”的继承权，就是永业田有排他性，即使因故荒废三年以上，别人代耕，也要“还主”。土地产权自然人权利得到法律保障，是秦汉以来土地产权最完善的表述。

（2）还授时户内优先调剂。“其退田户内有合进者，虽不课役，先听自取，有余收授。”实际上每年执行土地还授时，多在户内调整或宽乡增授为主，对于已授之田，逐步固化为私田，并可以继承。

（3）土地买卖。“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即流移者亦如此。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田，卖充住宅、邸店、碾碓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虽居狭乡亦听依宽乡例。卖者不得更请。凡买卖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年终彼此除附。若无文牒则买卖者，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诸田不得贴赁及质，违者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若从远役外任，无人守业者听贴赁及质。其官、人（民）永业田及赐田，欲卖及典质者，不在禁限。”永业田、赐田买卖放开，其他土地（诸田）特殊情况下可买卖。关于土地买卖契约，已世所公认。

关键不是有无土地买卖，而是其契约关系是否达到产权的要求：自由处置。斯1475号V5《未年安环清卖地契》：“一卖已后，一任武国子修营佃种”，说明买者有土地经营处置权，其产权是基本完整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第224页唐某人买卖契有“为人无信，故立私契”字样。

总的说来，汉至唐代土地产权逐步从国家严格控制下，走向契约化，继承权、处置权比较落实，因而所有权亦名至实归。

那么，是谁最早把北魏以来的“地令”、“田令”冠以“均田制”之名？到现在为止，至少我是无法准确无误地说出来。我只能说，从《册府元龟》卷495《田制》记北魏李安世上疏后称：“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推断宋人首先提出“均田制”这个词。1935年陶希圣和鞠清远合著之《唐代经济史》也引宋人刘恕的话说：“后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绝户田出租税，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齐、周、隋，兵革不息，农民少而旷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官无闲田，不复给授，故田制为空文。”^[87]这样看来，宋人才是“均田制”冠名权的拥有者。那么他们所说又是什么意思呢？唐宋人，习惯把格式律令叫制度，而北魏之地令，有“均给天下之田”句，就把它叫“均田制度”，这样的称呼，符合当时的习惯，但却留下了一个误区，耗费了多少历史学家的心血。

“田令”的产权特点。产权的现代解释：产权是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它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的属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产权具有经济实体性、可分离性、流动独立性。产权的功能包括：激励功能、约束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协调功能。以法权形式体现所有制关系的科学合理的产权制度，是用来巩固和规范商品经济中财产关系，约束人的经济行为，维护商品经济秩序，保证商品经济顺利运行的法权工具。

中国古代产权特征是什么？一般认为：商周是土地国有制，所谓井田制，是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88]作为立法的哲学基础。井田制的产权形态，与其说是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天子）所有，不如说是“王有其表，贵族共有其实”。即贵族以“天子”名义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处置权，至于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则归社邑的农夫，他们按五口之家授田百亩（小亩），三年一次换土易居，所以是“井田畴均，则民不憾”。^[89]战国时商鞅变法，井田制破坏了，私田获得承认。秦国土地所有制改革，通过军功爵赐田制、析户制（“二男”以上户不析户则倍其赋）加速土地私有化。但是仍有“授田”规定，笔者以为以天子名义“授田”，其意义不在强调其国家所有权，而是宣示“主权”，更多是表达一种哲学理念：我，上天授命之子，我爱民如子，授其田土，务其均平。秦是据地出赋，反之出赋者即有土地“六权”（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但所有权、处置权是不完整的。汉唐的土地所有权观念大致上亦如此。

北魏开始实行“均田制”，其实就是恢复秦时“授田制”，直至唐中叶。可见与中央集权政治结构相应的土地所有制，仍停留在“王有其表，贵族共有其实”阶段。但是两税法实施之后，“据地出税”原则进一步落实（唐敬宗时浙西“方以主田”，“齐均一之征”，就是丈量土地，按亩征收）。土地所有者“六权”比以前充实了，即使在还授时，土地的占有权、支配权仍非常明确。唐《田令》（或称“均田制”）规定，官吏永业田“皆许传之子孙，不在收授之列”。“凡庶人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永业田”，还可卖口分田，唐代土地买卖比较普遍。敦煌土地文书中各户授田规定很规范，土地四至清晰。唐末五代将国家营田分给贫户为永业。

其实，土地产权问题的复杂性，今天还没有充分揭示。产权立法既不同于希腊又不同于罗马。^[90]雅典的产权结构以法律为基础，而罗马人设计出完整的民法体系强化了交换经济中的契约关系。汉唐土地产权，历代《田令》具有严格法律基础（《唐律疏义》），有类希腊，但《田令》主要精神是控制产权，包括国家干预权，而不是“强化了交换经济中的契约关系”，促进产权契约化。^[91]那么，具备契约关系的产权形态有什么特征？至今没有看到有人解释。契约关系（应是广义的合同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其不同于其他民事法律关系（如物权法律关系）的重要特点在于合同关系的相对性。它主要是指合同关系只能发生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够向另一方基于合同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非依法律或合同规定，第三人不能主张合同上的权利。汉唐法律基本内容还是刑律，民事法律尚未独立成法律体例，^[92]与罗马共和国已有成熟的民事法律体系不同，物权法律界定困难，不利契约关系形成。举例唐《田令》有关口分田，《唐律疏义·户婚·卖口分田》：“诸卖口分田者，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地还本主，财没不追。”这是以刑治民，非以物权治民。

现代《物权法》规定：物权是权利人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93]汉唐的土地所有权，已在耕种、继承、卖买、抵押、收益方面体现出来，但没有可能做到“排他的权利”，因为其土地名义上是国家“授予”的，虽然真正执行“授田”手续的田，多是死绝户田产、没官田产、无主荒地、处女地（山林）等，但毕竟国家是最高所有者，可以用籍没办法，剥夺自然人的土地所有权。再则，汉唐土地所有权及耕种、继承、卖买、抵押、收益权，都为“地著”、“据地出税”服务，不是为加速土地流转，发展商品货币经济服务。同样土地卖买在不同经济环境下，效益是不同的。

“田令”的哲学是“均平”。汉代董仲舒说：“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弃其度制，而各从其欲，欲无所穷，而俗得自恣，其势无极，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难治也。”^[94]

说到这里，还要进一步阐述中国古代司法理念之一“中”的理解。《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篇“求中”的“中”就是“中道”，所以后来孔子云：“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因此，土地法关于“德”的精神，可以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其他篇章中了解到，这个“德”就是“和”，“和”在土地分配上就要“均”。所以，“均田”的“均”是“中”这一治国哲学理念衍伸出来的理念。

古人所说的“均”、“中”，其实是在强调“德”，意在以德御法，建立法治。《大戴礼记·盛德》也说：“德法者御民之衔也，史者辔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为衔勒，以官为辔，以刑为筴，以人为手，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懈堕。善御马者，正衔勒，齐辔筴，均马力，和马心，故口无声，手不摇，筴不用，而马为行也。善御民者正其德法，饬其官，而均民力，和民心，敬听言不出于口，刑不用而民治，是以民德美之。”^[95]

上面所说的“德法”，就是以德为指导思想的“法”。也就是贯穿着“中道”精神的法。如田令，“均平”原则，即“德”，而“法”的内容是田令条文。后人把“均平”原则视为“法”的内容，误解田令为“均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