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贫富差距的扩大还表现为农商行业贫富差距扩大，商人兼并农人。春秋战国以来，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商业和商人阶层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与此同时，农业和商业之间的行业贫富差距也随之拉大。司马迁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28]这一方面说明商业在求富上的优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农业和商业之间固已存在的行业贫富差距。农商行业贫富差距的形成原因首先在于行业性质所导致的经营利润不同。李振宏教授对汉代农工商各业的经营利润进行了比较，认为农业是最无利可图的。假定用二百万钱作资本，分别投资于土地、手工业和商业，各业收支获利情况是“手工业的纯利率是农业的2.75倍，商业的纯利率是农业的3.97倍、手工业的1.45倍。至于那些高利贷者，则更是能获取暴利”[29]。这说明司马迁说的“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并非虚言，而是真实的经济情况。另外，农业与商业，农民与商人之间的负担不均也加剧了这两种行业间的贫富不均，成为农民弃本逐末的原动力。晁错在论及汉代农家的负担时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劳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30]农民不仅要承担繁重的赋役负担，还要遭受高利贷资本的盘剥。相比之下，商人的负担要轻得多，于是出现了贡禹所说的情况：“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31]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武帝初期，商人阶层的力量和实力已经非常巨大，“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32]。《汉书·货殖传》记载：“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万。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讫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商人不仅赀财厚实，而且热衷追逐土地财富，有的还成为经营高利贷的“子钱家”。他们“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其中“贳贷行贾”的，成为可比“千乘之家”的“子钱家”[33]，由此形成了社会中的商人地主阶层。到汉文帝时，商人兼并土地的情况已经十分严重了，晁错上疏指出这种情况说：“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34]商人依靠囤积居奇、贱买贵卖发财，同时兼营高利贷资本，“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而农民“取倍称之息”“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在这一商人兼并农人的过程中，“商人已富贵矣”而“农夫已贫贱矣”[35]，社会贫富差距愈加扩大。(www.zuoz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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