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与哈耶克的经济理论争议

记者：目前，西方各国在利率接近于零的极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经济复苏仍然步履维艰、路途漫漫，也就是说，陷入了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在这一格局中，您如何评价对战了半个多世纪的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

韦森：首先我要为凯恩斯辩护一下。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出版之前，按照亚当·斯密、萨伊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会自发创造需求、维持供需平衡的，不会出现大的萧条与危机。然而，自一战前到1929年，出现了“英国病”现象，英国的失业率长期在10%—20%。到了1929年，英国经济才只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1929年爆发大萧条后，英国经济进一步衰退，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才开始复苏。面对当时持续多年的“英国病”，凯恩斯的“货币三论”——《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大致就讲到一个观点：英国经济“生病”了，不能自发地恢复市场均衡了；要治“英国病”，央行必须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给，刺激投资，使企业恢复活力，增加总需求，如此经济才能恢复均衡。

凯恩斯本人的经济理论实际上是认为，经济衰退了，一如人生病需要吃药一样，要用货币政策来治疗。一旦经济恢复了健康，就该让它自己运行。所以，凯恩斯并不主张通货膨胀，认为通货膨胀会埋葬现代自由市场经济，使国家走上计划经济的道路；他也不主张财政赤字，而是主张预算平衡。大政府、国有化和强政府干预，这些实际上都不是凯恩斯的观点。要把“凯恩斯经济学”与西方经济理论中逐渐演变生成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区别开来。凯恩斯的基本观点是，在经济萧条时，央行要通过降低利率和增加货币供给，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因此，可以认为，凯恩斯本人的理论本质上还是自由主义的。

从1929至1933年的“大萧条”，到1973年石油危机，西方世界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复苏和繁荣，曾被人们称为“凯恩斯革命”。这长达40年时间的“凯恩斯革命”，似乎证明了凯恩斯本人主张降低利率以及后来“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花钱的政策的有效性。但是，1973年石油危机后西方国家中出现的“滞胀”（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并存）现象，宣布了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的破产。接着，以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了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不二政策选择。但是，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以及接踵而至的世界经济衰退到来后，西方各国政府几乎又全部重操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一再压低利率和不断增加货币供给。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美国尤其是欧盟国家的经济复苏步履维艰、路途漫漫，这似乎又证明了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的失效。凯恩斯原来的药方，对西方国家现在显然不太有用。但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目前还没找到其他更有效的“药方”。结果，连克鲁格曼和斯蒂格利茨这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认为，西方国家政府的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力度还不够，还要加大。但西方各国政府已经负债累累了，利率都快到零了，货币都发了那么多了，你们还要他们怎么做？

如果说凯恩斯的理论只是讲一个“生了病”的经济怎样让它恢复健康，那么哈耶克的理论主要讲的则是，一个健康经济体不要“乱服药”，“不折腾”。照“哈耶克三角”所展示的商业周期理论，如果央行在政府刺激经济的计划下任意增加货币供给，人为压低利率，会导致社会资源被错配到资本化程度更高的生产阶段，会人为制造繁荣，并会产生大量不当投资。而最后到“不当投资”要清算时，经济的大萧条就会到来。现在看来，哈耶克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商业周期理论，能否部分解释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和2008—2009年之后的经济衰退，还有待思考。在哈耶克获诺贝尔经济学奖34之年后，另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就曾批评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说：“从来没有人解释清楚了为什么过去的劣质投资会造成今天的优质工人的失业。”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能否解释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以及未来的走势，还有待观察和验证。中国经济有可能沿着哈耶克的理论预期前行，因为近几年中国央行确实采取了人为压低利率的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过去几年大规模的基建项目和远离最终消费品生产部门的投资大量增加。当这些投资的几十万亿元贷款要归还时，当一些“不当投资”要清算时，经济大萧条是否就会如哈耶克所预期的那样到来？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至于弗里德曼，他在通货膨胀问题上与哈耶克持同一观点，认为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经济衰退是西方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他批判凯恩斯及其门徒，认为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正是央行大规模地“超发货币”。弗里德曼主张稳定的货币政策，核心观点是超发货币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恶果。现在弗里德曼的观点似乎也破产了。2008年下半年之后，美国推出了QE1（第一轮量化宽松），2010年又推出QE2（第二轮量化宽松），美国的基础货币这几年增长了很多，但到目前为止，美国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按照弗里德曼的理论，只要美国多发货币，美元就会贬值，大宗商品价格就会上涨，事实上2010年以来，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整体上是下降的。几年过去了，美国并没有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最后回到熊彼特。他认为每个时代的经济增长和大衰退都是由科技革命带来的。一次科技革命和创新会推动一轮经济发展，随之将出现萧条，并积蓄能量等待下一次科技革命，如此循环往复。纵观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几次大萧条，这几年我一直坚持这样一个判断：除非人类在未来能够发现改变整个人类自身生活方式的科技和工业革命——如蒸汽机、内燃机、核能、航空航天技术那样的科技革命，才能引起人类社会的又一波大的经济增长。现在能看到的诸如新能源、纳米技术、太阳能和生物制药等新技术，显然还不构成改变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的科技革命，对人类诸社会的经济增长的推动还是有限的。因而，这次世界经济衰退将是一个长萧条。西方政府的任何宏观政策，都改变不了这一经济大势。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坚定地推行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您认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能够解释“中国奇迹”吗？“中国奇迹”或说“中国模式”的真正动因是什么？

韦森：1973年的石油危机之后，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等人采纳了以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恢复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一直到2007年危机之前，几乎没有多少国家运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了。2008—2009年经济衰退危机来了之后，才沿用了凯恩斯个人的经济主张，但并没有真正采纳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西方各国政府以及各国央行确实大量增加了货币供给，并压低了利率，但是大规模的政府项目投资并没有发生。尽管随着西方各国失业率的攀高和多年居高不下，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也在不断攀高，但西方各国的财政支出主要是增加就业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而不是像我们国家这样大量地投入基本建设项目。因而，近些年西方国家政府所采取的凯恩斯的宏观政策，包括大规模的减税，并没有造就大政府。可以说，西方国家并不是完全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而是基本上符合凯恩斯个人最初的经济政策主张。(www.zuozong.com)

中国近几年奉行的却是地道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百分之一百或者说百分之二百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指令经济的运作有许多相通和相似的地方。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就是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政府机构和官员的行政运作方式，还有很大的计划经济的遗产成分，所以经济一下滑，政府机构和发改委的官员运用起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手段，可以说不用学就得心应手。可以认为，在政府机构的实际政策操作和运作中，充满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做法。这就有了近几年发生的所谓“国进民退”现象，也就随之有了“中国模式”之说。

过去30多年，中国之所以出现经济的高速增长，说来并不是引入了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手段的结果。相反，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在中国经济社会中引入了市场机制，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说法，我们是通过引入市场经济和市场化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又恰好赶上了人类社会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互联网的迅速扩展和应用这一波新的科技创新浪潮。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尤其在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加入了全球分工体系，并凭借廉价劳动力，制造了大量产品，创造了大量财富，且平衡了美国经济内部无法平衡的问题。于是，不但中国经济自身高速增长，也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

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似乎都无法完全解释。同样是市场经济，拉美和印度并没有像中国这样高速增长，且增长时间这么长；人类社会第三次科技革命创新，即科学发明被广泛应用到工业生产的现象，也非中国独有。2006年我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时，提出了一个观点：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现象时，除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因素之外，一个伴随的解释变量是中国一大批企业家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崛起和不断创新。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每一次新技术革命的发现、企业家的技术创新都将推动经济的新一轮增长。人类社会的现代科技革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发明；另一个是创新，即把发明运用到生产过程中。而在后一个方面，企业家在其中起很大作用，故被熊彼特称作为“企业家的创新”。具体到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涌现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和农民企业家，外资也大量涌入，带来了新技术和组织创新。国有企业管理者、高级经理人尽管受制于现存的体制，但他们也在不断努力创新自己的“商业王国”，做大做强自己管理的大企业。中国人的经商精神，不亚于任何一个民族。我们华人做生意，既精明，又节俭，非常符合马克斯·韦伯所讲的企业家精神。因此，可以认为，在引入市场经济之后，一大批企业家的出现和民营企业的崛起，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

从中国历史来看，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政治制度，以及历代王朝所屡屡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严重束缚和压抑了国人的经商精神。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是数千年的皇权专制压制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传统中国社会停留在农耕生产方式的自然经济上。而一旦制度束缚不在，一旦政府允许并鼓励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旦引入市场资源配置体制了，一大批中国企业家就会崛起，经济增长的巨大潜能就被“释放”出来了。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是例子，改革后中国经济的快速起飞也是例子。由此我们也可以预期，在经济已经市场化的当今中国，只要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还在，只要我们中国人发展经济、追求财富的动力还在，如果能有现代民主与法治制度，对市场交易的产权保护更加完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将会继续一个时期。换句话说，如果说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是我们吃了“市场化改革”红利的话，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看来就要主要靠吃“制度化改革”即民主法治建设的红利了。由此也可以判断，中国经济正在开始面临的“大转型”，正在倒逼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

记者：“国进民退”，是自2002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中一个被频频提及的名词，且争议不断。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一争议进一步升温。有学者认为，“国进民退”背后反映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扩张。您认为在未来中国的发展中应该如何规避国家资本主义的无度扩张？

韦森：2010年，我发表过一篇题为《什么是真正的国进民退？》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曾指出“国进民退”不是指国有企业的数量增加，而是指当今中国社会中正在发生的这样一些现象：一方面，国有企业的资本在迅速扩张，甚至包括通过国有大企业上市的方式来大规模地扩张国有企业的资本总值；另一方面，政府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在迅猛增加，政府掌控的财力在大规模地增加。“国进民退”的本质并不是国有企业的问题，而是政府通过自己掌握的越来越多的国民财富来增强其统御经济的能力问题。再者，由于国有企业对于上游资源的垄断，“逼退”了下游的民营企业，使后者不得不依附于前者及由前者所衍生的寻租市场而生存。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我在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权力制衡是中国未来经济与社会改革的关键。政府权力不受制衡，政府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在拼命增长，国企经营官僚化、非市场化，是一条自我演化且不断自我强化的不归之路。这就要求我们尽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建设现代民主政治来制衡政府的征税权以及财政支出的用途。这也就是这些年我们所反复讲的，希望能通过预算民主来启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