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大城市规模的国家战略

列宁的城乡理论和城市观里自带“限制大城市规模”的基因，只要将这套理论推向实际，“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就会水到渠成地出现。前文已经提到，列宁的城乡理论的核心是“合理地分布生产力、工业及人口”。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认为人口和工业集聚到大城市是不合理的，会产生严重的城市病以及紧张的城乡对立，最终会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矛盾的激化而触发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人口和工业应该均匀地分布。他们都认为自己所处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城乡对立和城市病的发生，都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得生产力和工业的分布无法做到均匀与合理导致的。所以说，“限制大城市的规模”是这种城乡理论和城市观的题中自带之意。俄国革命成功之后推行的国有化，使得国家成为主要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实际支配者，这为国家政权通过行政指令分布工业和人口提供了条件。

斯大林全面地接受了列宁的理论，不断地重申列宁的论断，切实地按照列宁的理论和所设计的路径去处理苏联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于是，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就水到渠成地成为苏联的一项基本国策了。

有论者认为：发生在1927—1928年的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争论，终止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这条正确的道路，继而开启了不太正确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走上了斯大林模式，而斯大林模式因其内在的严重缺陷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的实践。^[17]这个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它夸大了斯大林所推行的政策和新经济政策的不同，也放大了斯大林和布哈林那场争论的历史意义。实际上，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争论，既不是关于目标的，也不是关于实现目标的手段的，而仅仅在于运用手段的轻重缓急程度上。从目标上说，列宁、斯大林、布哈林都要实现工业化和城乡融合；从手段上说，他们都主张以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行政命令的办法调配资源。就布哈林和斯大林的具体争论来说，他们都主张从农民和农业那里获得资源，再由国家政权投入工业建设。国家出面从农民那里汲取资金，再把汲取来的资金通过政府调拨的方式投入到工业中去，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所争的只是汲取的速度和程度：斯大林主张快一点、激进一点；布哈林主张慢一点、缓和一点。^[18]这场争论的重要性并不关乎发展路径或发展模式。新经济政策和后来斯大林所推行的政策之间，也是连续性远超过断裂性。(www.zuozong.com)

早在斯大林还不能乾纲独断的1925年12月，联共（布）召开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就规定，“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是我们党的基本任务……使苏联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从而使苏联在资本主义环境下绝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按社会主义方式进行建设的独立的经济单位”。^[19]“十四大”提出的工业化方针，为此后的苏联经济建设史定下了基调。围绕工业化的方针，苏联制定了高积累、高速度、高投资的政策，城市化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而迅速恢复和发展。“一五”期间（1929—1933年），苏联建成了60个新城市和大型工人镇，改建了30个大城市。“二五”期间（1933—1937年），苏联又完成了400多个城市的改建和新建计划。^[20]很清楚，苏联政府将它从全国汲取的资源通过行政调配的方式用于建造新城或改建原有的城市。而政府建造新城或改建旧城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限制大城市的规模。

1931年6月15日联共（布）中央《关于莫斯科市政建设和苏联市政建设的发展》的决议指出：“党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改造旧城市和建设设计新城市，以适应工业化、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及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文化需要的增长。要在农业地区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建立新城市，从而不断地最终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决议还规定，“自1932年起，禁止在大城市尤其是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建设新的工业企业”。^[21]这份决议的内容已经体现出苏联此后几十年的城市化政策的几大突出特点：（1）政府规划、设计和操办城市的新建及改建；（2）城市化服务于工业化；（3）限制大城市规模，发展中小城市。这是笔者所见资料中最早的明确规定要限制大城市规模的苏联最高层决议。这个决议的通过，可以被视为限制大城市的政策成为苏联国策的标志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