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1927年，上海辖区事实上就是上海县的辖区，其位置和面积几乎没有变化。它包括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地区，沪南区（也就是包含县城在内的南市）、闸北区、蒲淞区、洋泾区这四个区，引翔乡、法华乡、曹行乡、漕河泾乡、塘湾乡等15个乡的地区，总面积为557.85平方公里。1926年，孙传芳设立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管辖上海和吴淞地区。1927年，国民政府把上海改为上海特别市，特别市的辖区除了上海全县以外，还加上了宝山县属的吴淞、高桥等8个乡、南汇县属的周浦乡、松江县属的莘庄乡和七宝乡，辖区面积扩大为860平方公里。但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并没有全部管辖新划入的区域，其辖区的实际面积不增反减，仅仅只有494.68平方公里（不含租界）。[1]
从鸦片战争到1926年，上海华界只在个别年份对界内人口做了调查，1927年开始到1936年，上海特别市政府警察局在华界每年都进行人口调查。1852年，上海共有人口约54.4万，1865年的调查显示上海华界的人口总数约为54.3万。也就是说，这10多年间，上海华界的人口规模几乎没有发生变化。1910年，上海华界人口约为67.2万，比1865年的人数增加了近24%。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华界人口的增幅仅为四分之一。而从1910年前后开始，上海华界的人口增长进入较快的阶段，到1937年日本入侵时，华界人口超过了215.5万，是1910年的3.2倍，其增长速度远超1910年之前的45年。
基于上海华界的面积和人口，可以看到上海华界人口密度变迁的情况（见表3-1）。
表3-1 上海华界人口密度变化表（1852—194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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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上海历年人口统计（1852—1950年）》，《上海地区面积分布统计（1843—1950年）》，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0—91、92页。
从表3-1可以看到：（1）人口规模的增速方面，上海华界的人口在1852年到1937年这85年间翻了两番。这个增速和同一时期上海两个租界的人口规模增速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90多年的时间里界内人口规模扩大了上千倍。当然，租界设立之初，界内近乎不毛之地，而非成熟的城市，租界人口规模的基数非常小，所以直接比较上海华界和租界的人口增速，其意义是有限的。（2）平均人口密度方面，上海华界的平均人口密度在1850年代到1910年代的60年间只有些微增长，1910年代之后，华界的平均人口密度快速提高，从1910年的1 259人每平方公里增加到1937年的4 355人每平方公里。但就平均人口密度的绝对数而言，上海华界和租界不能相提并论，租界的平均人口密度在大多数年份里都在每平方公里3万人到8万人之间。（3）日本的入侵使得上海华界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急速下降，可见华界受到这场战争的破坏之深重。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表3-1中上海华界的人口是包括城区和广大乡村在内的总人口，而不是指上海华界的城市建成区的人口，华界面积也是包括城市和乡村在内的总面积，而不是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所以，表3-1中的华界平均人口密度只具有统计上的意义，而并不表示整个上海华界的所有地方的人口密度都是几千人每平方公里。事实上，上海老城厢的人口密度在开埠前就高达每平方公里近10万人。“1843年，上海的城厢区仅限于城墙以内的旧城区和东门外沿黄浦江的码头作业区和商业贸易区，城厢的实际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而在这2平方公里内，大约居住着20万以上的人口，拥挤、嘈杂、混乱、肮脏构成了这个县城的特点。”[2]开埠之后，老城厢和华界的其他一些区域的人口密度并不比租界的平均人口密度低。例如，1936年，蒙古路警察所辖区面积仅仅为0.25平方公里，其辖区人口高达44 959人，这个辖区的人口密度接近18万人每平方公里，远远高于法租界的平均人口密度。同一年，老北门警察所和邑庙警察所辖区的人口密度也都超过每平方公里13万人。上海华界的平均人口密度只有区区几千人每平方公里，主要是因为有大片的农业区，这些农业区的人口密度通常只有一两千人每平方公里。同样拿1936年来说，高桥分局和东沟警察所的辖区面积加在一起接近110平方公里，但两个辖区的居民加在一起不足10万人，这也就是说，这片巨大的区域的人口密度不足1 000人每平方公里。[3]
大体而言，当上海租界快速城市化、屡次扩界并吸纳来自各地的大规模人口时，上海的华界也在进行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虽然其进度和深度远远赶不上租界，且时常被战乱干扰。在它80来年的历史上，华界的城市建成区的面积也在扩大，建成区的居民也有很大的增加。从常识推测，上海华界新增加的人口主要是生活在华界内的城区而不是华界内的乡村。
上海华界的人口增长主要是由于外来移民的涌入而不是源自本地人口的自然增长。这一点可以从上海“客籍多于土著”的局面中看出来。[4]据上海市公安局1934年、1936年上海市民籍贯统计数据，客籍与上海土著的比率大致为四比一，外来移民中的三分之二来自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这五个省。[5]上海华界的人口高速增长主要发生在20世纪、特别是1910年代之后的二三十年间。这主要是由于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鼓励民间发展新式工商业，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列国陷入战场上的厮杀从而让中国本土企业获得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机会。从1911年到1937年，中国的经济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这些年被白吉尔称作“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在这段时间里，上海的新式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创造了大量的工作岗位。虽然这些工厂多半设在上海的租界，但还是有一些工厂设在了上海的华界。举轻工业为例，1930年代前期，上海轻工业的70%到80%集中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6]这说明还是有两到三成的轻工业企业是设在上海的华界的，虽然这个比例会因为行业的不同而变化，但上海华界在1910年后的二十多年里新建了许多新式工业，是毋庸置疑的。据1930年代的统计，1914年到1928年的15年间，上海华界新开工厂就多达1 229家。上海特别市政府社会局的调查得出，即便是在内战激烈的1930年，上海华界有开工的工厂837家，工人总数达201 265人。[7]上海华界这些新式工厂所需要的大量工人，主要来自江浙等省的农村地区。大批移民进入上海华界，是华界人口飙升的主要原因。
本章所要探究的是上海华界对于城市规模的讨论以及对待外来移民的态度和政策。讨论和态度，是官方和民间都有的，有时甚至是民间的声音高过官方。而公共政策，虽然民间会有各种议论，但最终政策是由官方制定的。所以下文的讨论将交错述及官方与民间。又因为外来移民大量涌入上海华界的现象发生在20世纪，特别是1910年后的二十多年，所以后文的讨论将着重考察20世纪的上海华界而用较少的篇幅去处理19世纪的上海华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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