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写我口”诗歌革新主张的提出及其发展

黄遵宪从小受到文学启蒙教育，早在牙牙学语时，曾祖母李太夫人就教他诵念千家诗和各种儿歌，他十五六岁“即学为诗”，开始了诗歌创作。1868年（同治七年），刚刚20岁出头的黄遵宪写下了一组题为《杂感》的诗，从社会发展演变和语言文字变迁的角度大胆提出诗歌革新的主张。

大块凿混沌，浑浑旋大圜；隶首不能算，知有几万年？

羲轩造书契，今始岁五千。以我视后人，若居三代先。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

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

黄土同传人，今古何愚贤？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

明窗敞流离，高炉藝香烟。左陈端溪砚，右列薛涛笺。(www.zuozong.com)

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

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持续向外扩张，清帝国被迫卷入世界一体化发展的历史洪流中，传统农业文明与近代工商文明发生激烈碰撞，社会生活形态也随之出现急剧变化。身处这样的时代，黄遵宪清醒地意识到，古典诗歌因其自身的局限性，已不足以表达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他由此对当时诗坛弥漫的复古主义深致不满，对“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的陈腐风气予以辛辣讽刺，大胆地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诗歌革新主张，要求以“流俗语”进行诗歌创作。其所谓“流俗语”，实际上是指与佶屈聱牙、“开卷动龃龉”的古文古语相对立的，民间通行、百姓日用、浅白晓畅的方言俗语。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少日喜为诗，谬有别创诗界之论”，成为近代诗歌革新的先声。

此后，黄遵宪在进行诗歌创作中，不断思考诗歌革新的理论问题。1872年（同治十一年），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出：“诗之兴，自古至今，而其变极尽矣。虽有奇才异能英伟之士，率意远思，无有能出其范围者。虽然，诗固无古今也……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汉不必三百篇，魏不必汉，六朝不必魏，唐不必六朝，宋不必唐，惟各不相师，而后能成一家言。是故论诗而依傍古人，剿说雷同者，非夫也。”有鉴于此，黄遵宪强调诗歌创作不能“依傍古人”，而要因时而变，适应现实的要求，反映时代的精神，创作出“我之诗”。

1891年（光绪十七年），黄遵宪在任驻英使馆参赞期间，“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于是利用闲暇重新整理其早年的诗作，编成《人境庐诗草》初稿。在这部诗集的自序中，黄遵宪进一步提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

“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这是黄遵宪主张诗歌革新的逻辑出发点。近代以来，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对的是“五洲万国尚力竞强，攘夺搏噬之世”，黄遵宪认为诗歌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要敢于突破传统的束缚，要反映出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他坚持“诗以言志为体，以感人为用”的原则，一方面，要求“诗之外有事”，强调诗歌要反映现实生活，也就是要表现近代以来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汇交锋的现实图景。另一方面，要求“诗之中有人”，强调诗歌要真实地体现“我”的“心声”，也就是诗歌创作要抒发诗人所处时代与社会的真实经历、感受，表现诗人的思想、情感和愿望。他反复强调说：“人各有面目，正不必与古人相同。吾欲以古文家抑扬变化之法作古诗，取骚、选、乐府、歌行之神理入近体诗。其取材，以群经三史诸子百家及许、郑诸注为词赋家不常用者；其述事，以官书会典方言俗谚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举吾耳目所亲历者，皆笔而书之。要不失为以我之手写我之口云。”

黄遵宪的诗歌革新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其诗歌创作实践紧密相连，其内涵不断发展丰富，从根本上看，则与“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一脉相承，而贯穿其中的主线就是一种反对复古、主张变革，反对因袭、倡导创新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