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的转型: 理论与实践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更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他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鼓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杂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效、战略功效等，在满足这些功效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效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响。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是重要的。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建立在凯恩斯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凯恩斯和其他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同注重研究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相区别。从更深层次看，研究者有必要结合现实情境的演进，时常考量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边界与现实约束条件，不断探寻宏观经济理论以推陈出新。围绕危机的宏观研究层出不穷，经济学家们对政策的争论从未停止。实际上，为了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下行压力，经济学家们对于是否应再次较大规模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措施存在诸多争论。

鉴于大萧条时期的教训，美联储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果断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以化解金融恐慌，并实施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来避免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然而，伯南克坦言货币政策犹如钝器，虽有总量性影响却无法解决结构性问题，因此需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并注重两者搭配使用。目前美国经济似乎已呈现初步复苏的迹象，而日本和欧洲在相继采取经济刺激计划后，直接效果不如美国明显。2016年，日本开始实施负利率政策。另一端的欧洲，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1年欧债危机使其经济面临双重冲击，财政政策在扩张与紧缩的抉择之间陷入两难，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仍在持续。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一方面，有观点认为中国需要保持总需求的可持续增长，政府可以扩大基础设施、环保领域、产业升级、城镇化等方面的有效投资，从而带动技术创新和生产率提高；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凯恩斯主义只是用来应对短期经济困难的处方，不适合用来应对长期经济问题，而中国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力量。

凯恩斯主义已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但关于其有哪些理论上的前提假设、有何现实约束条件、边界在哪等问题却少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从各国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经验来看，应该说是有成功的经验，当然也有失败的结果，但都各有其根源。在社会实践中，人们总是习惯去奉行拿来主义，只看到凯恩斯提出的结论性政策主张，而忽视其约束条件和政策边界，从而可能产生与政策初衷相左的效果。

（一）凯恩斯主义的思想意义

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问世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诞生，由此掀开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独立篇章。在此之前，古典经济学几乎统领着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主要结论是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强大的自动机制。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萨伊定律相对，后者认为价格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趋向于创造完全就业。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联系起来成了凯恩斯《通论》以后经济学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领域，一方面微观经济学家试图找到他们思想的宏观表达，另一方面，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试图为凯恩斯经济学理论找到扎实的微观基础。二战以后，这一趋势发展成为新古典主义综合学派。大萧条早期的“清算主义者”秉承古典经济学思想，他们坚信市场具有灵活的自发调节机制，反对政府干预并默默等待市场自动调整。虽然市场机制最终会使经济重新找到均衡，但经济衰退的底线在哪里、衰退过程的剧烈程度如何、何时才能企稳复苏，都无人知晓。为解决当时的大规模失业、经济极度萧条问题，凯恩斯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宏观经济学框架及其系列政策主张。其核心思想大致可归纳如下：

（1）凯恩斯立足于短期视角，设定了一些短期内不变的因素。因为“长期人们都会死去”，所以凯恩斯不像古典经济学家一样“执拗”于长期，而是专注于短期视角，去摸索宏观经济运行规律。这些短期既定因素包括：技术水平、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存量等（可理解为生产各种商品和劳务的要素资源）。虽然凯恩斯指出这些短期既定因素也会影响其他变量，但他暂不考虑它们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总之，凯恩斯将其分析框架锁定在了一个较短的窗口期，没有涉及跨时期或中长期分析。

（2）凯恩斯探寻了分别决定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因素。传统古典经济学认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能够通过利率自动调节。而在凯恩斯看来，决定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是两组独立变量。消费需求由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决定，而投资需求由资本回报率和利率决定。其中，资本回报率由资本存量和资本预期回报率决定，其与资本存量呈反向关系，与资本预期回报率呈正向关系。利率则受到货币供应量和流动性偏好的影响。由于流动性偏好的存在，央行调节货币供应量不一定能有效带动利率变化。

（3）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概念，并认为这是经济常态。在总供给方面，全社会的生产边界是各种要素资源物尽其用（例如劳动力充分就业）时的最大产出。在总需求方面，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人们并不能将所有产出都消费掉，由此形成的缺口需要投资需求来填补。但投资需求本身由资本回报率和利率决定，并不恰恰能够填补该缺口。因此，当总供给和总需求决定的均衡就业水平小于充分就业量时，就会出现失业现象，凯恩斯将此种情况定义为总需求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值得注意的是，有效需求不足并不是指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而是指总需求小于实现充分就业条件所要求的潜在总需求水平。

（4）针对上述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凯恩斯提出了总需求管理的政策建议。在短期视角下，人们的消费倾向变化缓慢，消费需求上升空间很小，因此凯恩斯着眼于提升投资需求来扩大总需求。在货币政策方面，由于经济萧条，大众商业心理消极，资本预期收益率下降很快，较低的资本回报率难以激发投资者热情，因此货币当局需要下调利率，使之低于资本回报率以促进投资；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则需要扩大财政投资，以弥补私人部门投资需求的不足。

（二）凯恩斯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

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根植于彼时经济的现实土壤，建立在一系列的理论假设前提之上，也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理论边界和现实约束条件。实践中，人们往往容易奉行拿来主义，只看到凯恩斯提出的结论性政策主张，而忽视其提出的约束条件和政策边界，从而可能产生与初衷相左的政策效果。

（1）货币政策受到的约束。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降低实际利率，使之低于经济衰退期间较低的均衡实际利率以促进投资需求，同时“制造”通胀预期以规避债务通缩风险。在经济衰退时，一方面均衡实际利率会在较长时期保持低的水平，另一方面物价下跌会造成实际利率高企。那么，即使央行将名义利率调到很低水平，实际利率也会高于均衡实际利率。虽然央行可以降低名义利率，但名义利率会受到零利率下限约束，使得名义利率降无可降。极端情况下，央行可以将名义利率设定为负值，但负利率也不能无限制地下降，公众持有现金的存储、交易、保险等成本就是负利率政策的下限。

除了下调名义利率以外，央行还可寻求增加货币供应量来提高通胀预期，但可能落入流动性陷阱。凯恩斯在《通论》中曾明确指出，利率不仅取决于货币数量，还与人们的流动性偏好有关。经济不景气时，公众持有现金的意愿很高。当央行将名义利率降低到极低水平时，无论如何扩张货币供应，扩大的货币供应只会以银行库存现金或公众持有现金的形式存在，并不会提高支出水平，即形成所谓的流动性陷阱现象。在经济衰退、资本回报率很低的情况下，如果货币供应的扩张效应不能抵消流动性偏好的上升，那么即使央行试图扩张货币，也难以将实际利率降低至资本回报率以下，无法刺激投资需求的增长。

自1991年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步入了“失去的二十年”。为应对经济衰退、提高通胀预期，日本央行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零利率政策以及率先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但是物价指数仍持续在低位徘徊，私人部门投资增速乏力。对于货币政策在日本失效的现象，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是流动性陷阱在日本有了首次现实版演绎。

尽管日本央行向市场投入了大量流动资金，但现实情况是基础货币的大幅增长并没有带来货币供应量或信贷规模的同等增长。这说明金融中介的信用创造功能羸弱，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信用渠道不畅。首先，根据伯南克等人提出的金融加速器理论，经济衰退时银行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加剧，企业净资产减少会进一步提高银行风险溢价，使得企业在急需外部融资来支撑生产时，贷款更加不可得或成本更高，因此只能削减投资支出。其次，辜朝明提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认为，日本泡沫经济破灭重创了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为修复资产负债表，企业专注于负债最小化而非利润最大化，因此私人部门只会想方设法偿债，而不是增加新的贷款进行投资。无论是何种理论解释，都说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其应对经济衰退的效果大打折扣。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之所以收效甚微，是因为宽松的力度还不够大，即使名义利率降至零时仍可以采取量化宽松、购买长期国债、货币贬值等非常规货币政策以提高通胀预期并提振经济。

（2）财政政策受到既有政府债务水平及赤字率的约束。由于货币政策可能遇到流动性陷阱，所以凯恩斯更加推崇财政政策在应对经济衰退时的作用，但他却忽略了扩张性财政政策本身的资金约束问题。凯恩斯指出，为应对经济萧条时总需求的不足，政府需要增加财政支出。但是，经济萧条时财政收入通常会下降，这是不争的事实。政府无论是选择保持税率不变或是减税，只要经济增速下降，财政收入增速一般都会相应下降。

财政收入下降，但财政支出还要提高，这无疑会提高财政赤字率。持续的财政赤字会不断限制政府进一步开展投资的可行性。更具体地：一是在加税已不再可能的情形下，政府只能通过借债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二是当期政府债务需在下一期还本付息，必然加重未来财政预算的负担；三是经济衰退时资本回报率低迷，政府投资的收益可能会低于成本，难以实现盈利，反而产生更多的债务；四是政府债务层层加码及财政赤字率高企，容易引起债权人对政府偿债能力的质疑，导致政府债券风险溢价上升，进一步加重政府债务负担。因此，虽然扩大政府投资能解决短期总需求不足问题，但会受到政府债务率不断攀升以及财政可持续性的现实掣肘。(www.zuozong.com)

国际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双重打击下的欧洲案例凸显了财政政策的无奈。在财政支出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前许多欧洲国家曾大幅扩大社会福利支出，导致财政支出较快上升；危机爆发后，购买了大量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衍生品的欧洲银行坏账率飙升，政府为救助银行体系导致财政赤字率陡增，银行业危机进一步拖累政府债务。而在财政收入方面，危机后经济增速下降客观上造成财政收入减少。面对严重入不敷出的局面，投资者对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又导致国债利率上升，进一步增加了政府债务偿付压力。按照凯恩斯主义的思路，为应对危机的负面冲击，政府应当不断地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但是部分欧洲国家财政政策的空间却受到明显制约。

可见，许多欧洲国家的经济衰退与债务危机是相互关联的。经济衰退会增加政府债务负担，而债务危机也会进一步加剧经济衰退。如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从哪一方面着手，哪个目标优先，这些都是财政政策面临的挑战。如果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短期内有利于减缓经济衰退，但会触碰高债务的高压线，不知何时，多借的一笔政府债务甚至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如果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确实能够降低政府债务，有利于重拾国际投资者对本国信心，但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经济衰退。特别地，削减社会福利所涉及的利益分配还容易引起社会纷争。从各方博弈结果来看，部分欧洲国家选择了宽松货币政策和紧缩财政政策，此种在凯恩斯主义看来矛盾的政策组合，却出现在了现实之中。

（3）过度的投资需求的影响。凯恩斯提出，为满足充分就业的要求，当期需要扩大投资。而事实上，在跨期情况下，当前投资需求的过度扩张会对下一期供求关系产生显著影响。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有所不同，人们购买消费品当期会立即消费掉，而购买投资品是用于继续生产商品和劳务，进而对资本存量等方面产生一系列影响。具体而言，一方面，根据资本回报率递减规律，已有资本存量的增加会降低资本回报率。作为投资需求的重要参考，资本回报率下降会约束下一期投资需求的扩张。另一方面，已有资本存量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进而提高潜在供给水平。当资本回报率高于利率时，人们有动力扩张投资需求，而投资需求扩张所形成的新的生产能力也会被下一期的投资需求消化吸收，故此时不太可能出现产能过剩；但当资本回报率递减并降至利率水平以下时，投资需求将出现缩减，若短期内生产函数没有及时改善，那么多余的资本可能闲置，即导致产能过剩。

与其他国家相比，长期以来中国投资率保持在较高水平。高投资率直接带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并推动了嵌套在投资中的技术进步。然而，高投资在促进资本快速积累时，也成为导致中国出现产能过剩的最直接因素。根据OECD的估算，2014年中国对全球的产能过剩贡献了37%；而另一个研究结果是2012—2014年间全球增加的41%的产能都来自中国。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较大产能过剩压力与国际金融危机后投资刺激政策的规模和效率息息相关。一是为迅速拉动经济增长，政府很短时间内对基础设施建设等有限几个领域进行密集投资，其对下行的资本回报率不敏感；二是政府通过税收减免、帮助企业获取融资等方式对企业投资提供各种投资补贴，即使资本回报率下降，企业也可以扩大投资。大规模政府投资或带有补贴性质的企业投资迅速带动了对投资品的需求，表面上看似乎“立即”缓解了内需不足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具有长期效果，甚至加重了日后消化过剩产能的负担。由于缺乏有效的价格信号，新的资源仍源源不断地加入过剩产能行业。经济刺激计划下过度的投资意味着更低的资本回报率、更高的债务水平和更多的银行呆坏账。

（4）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的制约因素。凯恩斯假定投资需求（无论是私人投资需求还是政府投资需求）受利率和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并且假设政府部门投资需求与私人部门投资需求是完全可替代的关系，即当私人部门投资需求不足时，政府投资需求能够恰好弥补，最终实现充分就业目标。上述假设其实忽视了投资的结构问题，即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对资本回报率的要求不同或者对利率的敏感程度不同。具体地，当私人部门投资需求因资本回报率下降而不愿意扩张时，政府投资恰恰要迎难而上、填补缺口；然而，政府投资也会受到下行的资本回报率影响，但为了提高有效需求而持续地进行政府投资，必然会使该投资陷入亏损的困境。这说明凯恩斯在建议以政府投资来弥补产出缺口时，并没有以全社会总资本回报率或利率水平来约束政府投资，忽视了政府与私人投资对资本回报率有着不同敏感性等结构性问题。

更甚者，即使在私人投资需求范畴内，不同类型投资主体对资本回报率或利率的敏感程度也不尽相同。凯恩斯所言的高度市场化，是指所有私人部门均严格以利率和资本回报率为约束进行投资决策。但如果是在一个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经济体中（例如新兴市场国家），各类微观主体面临的预算约束程度不同，对利率的敏感程度不尽相同。既然如此，总量性政策会对各类经济主体产生差异化效果，例如央行降低利率对各类经济主体的投资需求扩张会有不同程度的作用。这些都是凯恩斯当年未曾深入考虑的结构性问题。事实上，理解总量性政策的效果往往需要有结构化的视角。

在转型中国的各类微观市场主体中，存在着大量对资本回报率或利率不甚敏感的部门，例如一些地方融资平台以及部分国有企业等，即所谓的软预算约束部门。软预算约束部门具有一些典型特点。一是软预算约束部门的投资往往带有政府投资色彩，通常涉足一些具有正外部性且名义资本回报率较低的公共领域，即背负着政策性负担。二是软预算约束部门往往生产率较低，但因为有政府的隐性担保，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得贷款，相对比的是民营企业等生产率较高的硬预算约束部门，其对利率变化十分敏感，但外部融资的可得性较差。三是软预算约束部门在资不抵债时一般不会破产，而是依靠政府对其进行救助，相反，受硬预算约束的民营企业资不抵债时就会很快破产。

在宽松的货币金融环境下，软预算约束部门对融资成本不敏感，债务规模往往增长迅速，对硬预算约束部门形成明显挤压并造成要素配置的扭曲。一个典型的现象是，中国在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实施过程中，由于隐性担保、刚性兑付等问题的存在，不少金融资源流向了软预算约束部门。软预算约束部门对利率不够敏感，加之融资量大，反而提高了整个市场的利率水平，从而对硬预算约束部门尤其是民营经济形成挤出效应。

面对资金等要素价格的上涨，生产率更高的硬预算约束部门却降低了投资需求。因此，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加剧了要素配置市场的扭曲，造成要素在高生产率和低生产率部门之间的低效分配。当经济中存在大量预算软约束和对利率不够敏感的部门时，结构性问题还会使货币运行路径发生变化。软预算约束使得总量型宏观调控面临两难困境：若降低利率水平，可能会进一步刺激软预算约束部门的投资；若提高利率水平，又会对一般产业形成打压，拖累经济增长。在这样的环境下，宏观总量政策的边际效果将不断下降，且难以应对结构性问题，这其实是实体经济扭曲在金融领域的自然映射。

（5）金融市场因素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所处的年代金融市场尚不发达，融资方式和金融工具较为单一，因此《通论》仅将金融市场局限为银行体系，将其视为连接资金供给与需求方的中介，并没有提及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内生性联系。不仅如此，凯恩斯之后的主流宏观经济学范式均假设金融体系顺利运作，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尽管也有少量文献将信息不对称因素引入信贷市场，建立了“金融加速器”“抵押品约束”等理论，但主流宏观经济学仍认为金融市场从来不是主角。

然而，在近年来的一次次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中，金融市场客观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宏观经济学家对金融问题的集体性反思，即金融体系可能对宏观经济运行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需要重建宏观经济学的“金融支柱”等。危机使学者们意识到金融市场的摩擦已成为宏观经济分析中不能忽视的部分，围绕金融加速器、抵押品约束、银行资本约束等机制，大家开始在主流宏观经济模型中植入金融因素。特别地，资本市场上证券价格波动可能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当金融资产在新型金融衍生工具的推波助澜下脱离实体经济不断自我膨胀时，就容易形成资产泡沫，而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和崩溃会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

货币政策在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做出了很多及时适当的反应，对于缓解金融危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对金融市场也产生了溢出效应。宽松货币政策释放的海量流动性会“自发”流向房地产、证券等资产领域，有时并不会直接表现为传统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当然，保持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含金融资产价格稳定）有时是种两难，央行将一些金融稳定的目标寄希望于宏观审慎管理，但这仍是一个尚未经充分证明的概念。

另外一方面，金融市场的表现也会给货币政策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一是大量资金涌入金融市场，尽管可通过财富效应等渠道溢出到实体经济，但长期低利率环境会鼓励风险激进的投资逐利行为，催生全球范围内金融资产泡沫和资产价格浮动，而一旦泡沫破灭又会再次冲击实体经济。此种对金融市场泡沫破灭拖累经济增长的担忧束缚了货币政策由非常规走向正常化。二是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全球金融市场高度联动，主要的“中心国家”释放的大量流动性外溢至全球，必然对“外围国家”经济产生冲击。三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金融发展对发达经济体也有“回溢效应”。考虑到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和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来自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变化或金融市场动荡对许多发达经济体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三）针对凯恩斯主义所得出政策措施的建议

20世纪30年代诞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摆脱当时的大萧条提出了系统性的政策应对方案，开创了近代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虽然20世纪70年代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因为难以解释滞胀现象而日渐式微，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凯恩斯主义再次回到政策舞台中央，成为各国走出危机的指导方针。危机发生以来，无论是中心的发达国家还是外围的新兴市场国家，纷纷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刺激计划，然而效果参差有别。与其他经济理论一样，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其理论边界或现实约束条件，如果对其边界或约束条件的认识不足，实践中很容易造成凯恩斯主义的不恰当运用，从而导致政策的效果差异。

从经济理论与现实案例的角度归纳总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边界和现实约束条件。第一，名义利率下限和流动性陷阱制约着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已被证明在防御经济衰退和通缩风险上收效甚微。第二，政府债务水平及赤字率制约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1年欧债危机的双重打击下，不少欧洲国家既需要扩大财政投资，又需要削减赤字率，财政政策实际上陷入了两难困境。第三，当期过度的投资可能会抑制未来的总需求并形成下一期的产能过剩。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巨大产能过剩压力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大规模投资刺激政策不无关系。第四，总量刺激政策的效果会受到结构性问题的影响。对资本回报率或利率不敏感的软预算约束部门大量存在，既容易造成要素配置的扭曲，又易使宏观总量政策陷入“扩张还是不扩张”的两难困境。第五，金融市场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复杂的互动影响，其对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政策提出了诸多挑战。全球金融危机后，主要央行纷纷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容易催生金融资产泡沫，而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也会给宏观政策实施带来复杂的回溢效应。

综观上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边界和现实约束条件，并结合中国当前“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宏观经济金融环境，我们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应保持中性适度的货币环境。后危机时代，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复苏的边际效应在不断减弱，不宜对通过宽松货币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抱过高期望。特别地，过度的货币扩张极易带动居民消费品、金融资产、房地产等价格的迅速上涨，且在极端情况下不排除出现滞胀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密切关注广义通胀等综合反映价格与流动性的指标。二是在可持续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水平范围内，提高投资效率，合理利用财政政策的剩余空间。积极推进“营改增”改革、调整社保费率等财税领域改革，降低企业负担。发挥政府投资的结构性调整功能，致力于中长期环保、教育，改善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投资。通过破产重组、资产出售等市场化方式化解非金融企业的高杠杆风险。三是加快实施具有治本功效的结构性改革。理顺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鼓励不同产业、不同生产环节、不同流通领域的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当然，创新不一定是疾风骤雨式的大变革，可能只是一些和风细雨式的平凡举措。值得一提的是，结构性改革可能引起短期经济下行，对此要保持一定的定力，提高对经济增速波动的容忍度。

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下，现实中许多宏观政策（尤其是创新性的政策）的效果仍有待进一步观察，例如非常规货币政策对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效果、加大政府投资与去杠杆之间的取舍、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的互动效应等。因此，需要不断结合实际情况，加深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解甚至进行创新。放眼历史长河，每一场大的经济金融危机几乎都会激发经济理论的创新。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20世纪70 年代的滞胀危机让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占据主流；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重回现实政策应对的舞台，但目前对其政策效果的质疑和争论也与日俱增。或许，崭新的经济理论正在孕育之中，而我们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解也必然会随着经济现实的发展而不断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