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由于实行海禁与迁界，沿海三十里外人民尽迁入内地，百姓流离迁徙，田宅财产，付之一炬，“厥居拆毁，荒村灶冷。亲而壮者，散于四方，疏而老者，丧于沟堑”。[14]沿海市镇的经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原来民居稠密的沿海港口遂成废墟，如原来“市镇繁荣……不亚省城”的安平镇，迁界时“寺观、宫室、官廨、民居、扫数毁平”。“安海鞠为茂草，海港沦为闭绝，生民流离失所，商贾破产亡家。”[15]素称“泉郡东南之重镇”的永宁卫，“旨迁卫城及沿海居民以绝接济，即将城石移迁十里内建寨，嗣而城坏矣，嗣而雉崩矣……破瓦颓垣，化为丘墟荆棘”。[16]惠安的獭窟港也深受迁界之厄运，彼时“经离乱播迁之后，又复重之兵戈，饥馑荐臻，人无遗类，死者死，亡者亡，其存者，虽或一二复来故土，然皆栖身无地”。[17]
清廷统一台湾后，解除海禁，但泉州沿海居民经过残酷的迁界之后，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发展农业生产，还是困难重重。于是，夙有“以海为田，贩海兴利”的泉州沿海民众抓住开海贸易的时机，发展海上贸易。“迨海氛平定，复界……家贫荡然，不得不涉险经营。”[18]他们利用国家统一、两岸经济处于互补的契机，积极开展两岸经贸往来，使经济得以恢复与发展。蚶江作为当时官方指定的对台贸易口岸，统辖泉州府五县（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对台贸易事项，成为泉州府对台贸易货物的主要集散地。许多商人在蚶江开设郊行、商铺、货栈，市上有五谷墟、牛墟、盐墟、染坊、油坊、磨坊等。据载清初期各地来蚶江开办郊行的商人有近百家，其中“较有名气为前垵欧姓的泉盛号、王姓的珍兴号、珍源号、和利号等，后垵的泉泰、谦记、勤和、锦瑞、坤和、谦隆、泰丰、裕坤等，纪厝的谦恭、协丰、谦胜和莲塘蔡姓开设的晋丰号，还有崇武郑姓的惠和号、泉州某姓的泉仁号。……以上所举的行号，都属资金充足，经营有方，业务兴隆的行号。泉盛、珍兴、和利、协丰、晋丰、谦隆等行号在台设有分支机构；其他各行均派出人员常住台湾，负责办理一切购销事宜，以及了解商情市际交通情。”[19]蚶江商业经济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
泉州沿海的其他港口也因海禁的解除，特别是对台贸易的频繁，经济也得以恢复与发展。永宁港因对台贸易而成为热闹的集镇，《永宁卫志》云：“幸太平日久，民生与台湾商贸增加，不见外事……贾陶商贩，推我邑之多。”当时永宁称八外街，商店林立，街市店铺二百余间，人口六千余。安海港的工商业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到乾嘉年间，已是“镇商市贸，百工作坊，应有尽有，日趋兴盛”。[20]依旧以工商业繁盛而著称闽南。獭窟港在清初也因对台贸易，得以“富甲邻乡”。[21]深沪港对台贸易的郊商也颇多。光绪五年（1879年）安海龙山寺重修时，捐资名录中有数十个专营台湾的郊商行号，其中仅就沪江（深沪港）就有陈兴泰号、吴协芳号、陈宝合号、陈东昌号、陈嘉兴号、吴协庆号、陈益源号、吴协昌号、翁吉记号、同丰号、陈义胜号等十几家商行。可见深沪港对台贸易的繁盛及其社会经济的发展。
2.带动沿海港口居民到台湾经商拓业
泉台航线的开辟，推动泉州与台湾之间经济贸易的发展，也促使泉州沿海港口的居民到台湾经商拓业。如蚶江口附近的石壁乡就有许多人移台经商。据晋江《玉山林氏宗谱》所记，1672年左右林诒铉赴台，“在台关帝庙口开张糖行，财源颇聚”；1732年林诒祥“十六岁身游东宁，建立‘泉源行’以为托迹之所，招商为贾，贸易生计，一家衣食，无忧不给，即此谋始”。[22]1769年林慎亭在台湾“再整淡水生理。作有三年，获息合余，复整鹿郊数年，亦甚得利”。[23]台湾的文献资料也载：“远贾以舟楫运载米粟糖油，行郊商皆内地殷户之人，出赀遣夥来鹿港，正对渡于蚶江、深沪、獭窟、崇武者曰‘泉郊’，斜对渡于厦门曰‘厦郊’。”[24]许多移居台湾的商人因此致富，《锦江（蚶江）林氏长房族谱》载：“清乾隆年间，有十三世林道宠……广置船舶，开设郊行，经营台湾及小北商贸，时为一乡之富。”而最有代表性的是晋江永宁林振嵩、林元品父子在台湾彰化鹿港一带，经营的“林日茂”商号。《台湾志略》则记载惠安崇武人张惟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入台经商，后来开设“张德宝商号”称“台北首富”，收谷租年万石以上，因此，台北民间流传谚语：“第一好张德宝，第二好黄禄嫂，第三好马俏哥。”
3.推动了泉州造船、航海业的进一步发展
泉台经济的互补关系和海上商业贸易的繁荣，需要大量商船、盐船、渔船和走私船、台运船等，这刺激了泉州造船业和航海业迅速发展。泉台贸易盛行时，两岸船只往返频繁，商旅贸易，“舳舻相望，络绎于途”。[25]每年往返于台湾海峡的“台商米艘，桅樯相从”。当时商船大都是泉州、漳州一带的商人所建置的“台湾商船皆漳、泉富民所造，渡海贸易，以博其利，一时商务繁盛”。[26]“住居滨海，行船为活，自备资本赴台。”[27]泉州沿海居民大量集资购置木帆船，大者八百担（个别有千外担），小者三百担的贩运货物，川行于泉州台湾之间，清前期蚶江港每天来往的船只近二百艘，获利颇多。[28]在安海，经蚶江转口往来台湾、安海之间商船也是络绎不绝，每日进港台船都在一二十艘之间，停泊于水心亭和五港码头一带。直到道光年间，姚莹撰写的《东槎纪略》还言道：“台湾商船皆漳、泉富民所制”，“商船大者载货六七千石，小者二三千石”。[29]当时不仅闽台来往商船，甚至台湾与大陆其他地区来往的商船也是漳泉富民所造。“其船皆漳泉富人所造，有糖船、横洋船，材坚而巨，大者可载六七千石。南至南洋，北暨宁波、上海、天津、牛庄。”连“小船亦由泉州买来”。[30]各种渔船、商船定期、不定期往返台湾、江苏、浙江、广东等地，“晋江……内唯有蚶江、永宁、祥芝、深沪数处，或造小船，不过商渔贸易而已，其船上可通苏、浙，下可抵粤东。即台湾运载，亦用此船”。[31]泉州沿海港口的造船和航运业因对台贸易的繁盛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4.促进沿海港口海关管理机构的设置
随着泉台商业贸易的不断发展，泉州沿海对台贸易港口的商业贸易设施也不断增加和完善。清统一台湾后，清政府设闽海关于厦门，在泉州设海关口馆10处，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税等事务，规定凡商船越省贸易或贩往外洋船员出入，由税官榷税。“台湾既定，始设海关，海舶货物之聚，量取以供公家。经营泉州府税口十所：南门外口馆、法石口馆、安海口馆、东石口馆、马头山口馆、厦门口馆、厦门港口馆、刘五店口馆、古浪屿口馆、排楼门口馆。”[32]道光年间刊本的《晋江县志》也载：“泉自台湾既入版图，海舶远通，而晋江南门外始设关税。”“关设在南门外等，凡商船越省贸易出入者，官司征税。”晋江县所辖的税所口有：“南门外税口一所、蚶江税口一所、安海税口一所、法石税口一所、马头山口一所、臭泥哨一所、陈埭哨一所。”“各处货船到关即令该商将货物舱口据实开单，投管关衙门过珠立即查验，算明税课，令商亲填单薄，将红单给商，每日两次放关，随即验单截角，再于单尾用戳记，将到关放日期填明，以便稽查，其有任胥吏勒索，阻滞者查出治罪。”[33]蚶江被指定为对台贸易口岸后，贸商发展，弊窦滋生。清政府因蚶江港所处位置的重要，就将福宁府通判移于蚶江青莞，属泉永道。“乾隆四十八年，以渡台水道惟由蚶江至彰化鹿港最为便捷，一日夜可到，设通判厅驻守蚶江，欲渡台者由通判衙给照，免致偷渡犯法。”[34]海防通判厅下设“海关”、“营盘”、“厘金”机构，时称东西二十四澳，统管对台贸易。蚶江一带的商渔挂验、海域巡防，督催“台运”，一概由通判官署处理，并就近处理民间词讼。正如《新建蚶江海防厅官署碑记》所载：“挂验巡防，督催台运暨近辖词讼。”“所售货物，台湾惟米、豆、油、糖运到蚶江，出入稽查系海防厅管理，苏、浙、粤东所载糖、物、棉花等货，往来皆南门外海关查验。”[35]
由于海外贸易对台贸易的繁荣，港口贸易利税甚丰，税收增多，清政府后来在泉州府属的晋江、惠安和泉州沿海港口陆续增设一批关卡，即厘金局。其中蚶江、深沪两关卡设于乾隆年间（1736—1795），新桥设于道光年间（1821—1850）。[36]光绪七年（1881年）清政府又在永宁、獭窟、崇武设立海关关卡，征收出入之税，港口的商贸功能不断完善。
总之，清代泉州沿海港口，除蚶江作为官方指定为泉台贸易正口，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商贸功能不断扩大外，而未为官方辟为正口的一些港口如安海、獭窟等地的商贸功能也在不断发展的两岸贸易中得以不断完善，并形成了泉台贸易正口、私口并举发展的局面，这些私口、正口均各自与台湾沿海的众多海港之间有着日益密切和稳固的贸易关系，由此形成了泉台之间更趋复杂和固定的商贸网络，也使泉州沿海港口的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
【注释】
[1]周凯：《厦门志》卷五，台北：大通书局，1984年。
[2]连横：《台湾通史》卷二七，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3]《台案汇录丙集》，台湾文献丛刊第176种，第197页。
[4]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5]周学曾：《晋江县志》卷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6]周玺：《彰化县志》卷十二，台北：大通书局，1984年。
[7]周学曾：《晋江县志》卷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8]周凯：《厦门志》卷六，台北：大通书局，1984年。
[9]陈淑均：《噶玛兰厅志》卷五，台北：大通书局，1984年。
[10]庄为玑、王连茂：《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68页。
[11]周玺：《彰化县志》卷一，台北：大通书局，1984年。
[12]周玺：《彰化县志》卷十二，台北：大通书局，1984年。(www.zuozong.com)
[13]王连茂、庄景辉：《1908年泉州社会调查资料辑录》，《泉州工商史料》1983年第2期。
[14]庄为玑、王连茂：《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7页。
[15]傅衣凌：《安海志》卷十二，晋江县印刷厂，1983年。
[16]粘良图：《晋江史话》，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
[17]（清）洪昆：《獭江新考》，民国25年曾季商抄本，转引叶恩典：《獭窟港在泉州海外交通贸易关系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海交史研究》1999年第2期。
[18]庄为玑、王连茂：《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8页。
[19]林水强、林为兴：《绀江志略》，香港：华星出版社，1993年，第62～63页。
[20]傅衣凌：《安海志》卷十二，晋江县印刷厂，1983年。
[21]叶恩典：《獭窟港在泉州海外交通贸易关系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海交史研究》1999年第2期。
[22]庄为玑、王连茂：《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9页。
[23]庄为玑、王连茂：《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42页。
[24]周玺：《彰化县志》卷一，台北：大通书局，1984年。
[25]连横：《台湾通史》卷二五，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26]连横：《台湾通史》卷二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27]《福建沿海航务档案（嘉庆朝）》，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复印抄本
[28]《晋江市志》卷十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29]姚莹：《东槎纪略》卷一，道光年间刊本。
[30]连横：《台湾通史》卷十九，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31]周学曾：《晋江县志》卷二七，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32]《泉州府志》，乾隆版。
[33]周学曾：《晋江县志》卷二七，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34]周学曾：《晋江县志》卷十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35]周学曾：《晋江县志》卷二七，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36]许毅明：《泉州海关的设立及其历史演变》，《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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