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建古北岳庙记的建议

◇杨倩描^[5]

坐落在今保定唐县、阜平、涞源三县交界地带的大茂山，在清朝以前一直就是五岳之一的北岳恒山。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 ，清朝才以北岳不宜位于京城之南为由，改命山西浑源县天峰岭为北岳恒山。

清朝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突出京城北京的中心地位，然而其结果也是很荒唐的。因为清人误认为浑源是在北京西北，但其实浑源天峰岭的纬度也仅比大茂山高一点，仍略低于北京。

清朝政府的这一荒唐行为，不仅破坏了中国从东周以来传统的五岳制度，而且割裂了河北的恒山地域文化，使河北丧失了历史上的一大山川文化品牌，令人叹息。

大茂山山势雄伟，东侧是唐县林场，北侧是涞源林场，西南侧是阜平林场，林草丰茂，且有许多石窟、溶洞，还有野雉、山鹰、青羊、狍子、土豹、狼、狐狸等野生动物， 自然景观得天独厚。只要修好道路，加强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建设，大茂山就能成为旅游胜地，成为美丽河北的一张靓丽名片。

近年来，随着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唐县、阜平、涞源都开始注重大茂山的旅游资源价值，打出了“古北岳恒山”的文化招牌，对大茂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旅游开发。但由于没有重视对“古北岳恒山”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建设，大茂山的知名度仍然很低，人们对“古北岳恒山”知之甚少，而且即便去大茂山旅游，除了爬山、吃农家饭、看看风景之外，也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内涵。

其实，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北岳恒山”，历史文化资源是极其丰富的。

2005年，曲阳县文物保管所对大茂山主峰周边的遗存进行了实地考察，共对古北岳庙等23处寺、庵、庙、观或其遗址进行了考察，发现碑刻等遗物79件。其中，在唐县草庄台村东的山崖上发现了唐代摩崖石刻佛龛，在该村发现一组宋代摩崖石刻文字，在涞源县下黄土台也发现了一组宋代的摩崖石刻。在阜平县金龙洞龙王庙发现金代残碑一块。此外，还发现元代道观遗址一处、明代碑刻16处（多为重修寺观庙宇的碑记）、清代碑刻18处（多为重修碑记）。

笔者认为：在23处寺、庵、庙、观或其遗址中，为极大地提高“古北岳恒山”的文化含量，当务之急就是重建古北岳庙。

从西汉开始到清代，祭祀北岳恒山的北岳庙在今河北境内有两所。一是建于今阜平县台峪村南千亩台的北岳上庙，一是建于今曲阳县的北岳下庙。上庙是近祭北岳的场所，下庙是遥祭北岳的场所。所谓“近祭”，就是近距离的祭祀，所谓“遥祭”，就是远距离的祭祀。“遥祭”能避免长途山路跋涉之苦，“近祭”更能表达虔诚。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岳上庙比北岳下庙地位要高。

关于北岳下庙，郦道元《水经注》卷11有较详的记述：“滱水又东，右会长星沟。沟出上曲阳县西北长星渚。渚水东流，又合洛光水。水出洛光沟。东入长星水乱流，东径恒山下庙北。汉末丧乱，山道不通。此旧有下阶神殿，中世以来，岁书法族焉。晋、魏改有东西二庙。庙前有碑阙，坛场列柏焉。”(www.zuozong.com)

而到了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晋高祖石敬瑭将幽州（今北京）、云州（今山西大同）、蔚州（今河北蔚县）、涿州（今河北涿州）等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大茂山于是成为后晋与契丹疆域分划的界山：以山脊为界，各自一半。这样一来，大茂山一带便成了边境军事禁区，北岳上庙也因此而废置，而曲阳北岳庙则同时承担了上庙和下庙的功能。可以推测，当时北岳上庙内的重要文物应该都迁到了曲阳北岳庙内。

关于这件事情，宋人沈括在其《梦溪笔谈》卷二四《杂志一》中记载：“北岳常岑，谓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属契丹，以大茂山分脊为界。岳祠旧在山下，石晋之后稍迁近里。今其地谓之神棚，今祠乃在曲阳。祠北有望岳亭，新晴气清则望见大茂。”宋人吕颐浩在其《燕魏杂记》中也有记述：“东岳庙在兖州奉符县，封天齐仁圣帝；西岳在华州华阴县，封金天顺圣帝；南岳在潭州衡山县，封司天昭圣帝；中岳在西京登封县，封中天崇圣帝；惟北岳在大茂山。山大半陷敌境，移庙于中山府曲阳县。县在中山府北七十里，封安天元圣帝。”

到了明代，又在今千亩台重修了北岳上庙。至今此处还存有明代《重修北岳庙记》残碑一块。

由于古北岳上庙旧址今天已经建有一所学校，因此可在其附近择址重建，庙额可作“古北岳庙”，以便与曲阳北岳庙相区别。庙内建安天元圣帝（北岳山神）神殿，殿前建祭坛，两侧建碑廊，陈列在大茂山地区所发现的碑刻或拓本、历代有关“古北岳恒山”及与古北岳庙的诗文、“古北岳恒山”历史沿革资料、大茂山旅游路线示意图等等。

古北岳庙陈列的诗文，一般不与曲阳北岳庙诗文重合。可选北魏孝文帝《祭恒岳文》、唐人贾岛《北岳庙》、金人赵秉文《谒北岳》、金人元好问《北岳》、元人刘因《送仲常游北岳》、明人杨巍《登恒岳五首》等等。

“古北岳恒山”历史沿革较为复杂。据《金史》卷105《范拱传》记载：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 ，因北岳恒山位于金朝都城中都（治今北京）之南，于是有官员建议：“前代都长安及汴洛，以太华等山列为五岳。今既都燕，当别议五岳名。”而太常卿范拱极力反对，说：“轩辕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华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尝据所都而改岳祀也。”金世宗支持范拱，五岳遂得以保持原貌不动。

大概在元朝，有人在浑源开始修建北岳庙，并将浑源天峰岭命名为“北岳”。明太祖洪武年间，又对其进行了重修。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 ，兵部尚书马文升因此呈上《厘正祀典事》，请求移北岳于浑源州。礼部尚书倪岳《驳乞移北岳于浑源州疏》，认为：“北岳恒山之神祀于曲阳， 自汉唐宋以至国朝，上下几二千年，未之有改。其浑源州虽有恒山，亦名北岳，然祀典不闻，碑志无考。礼云：‘凡祭，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今一旦废此举彼，恐有窒碍。”（《明文海》卷60《议改北岳疏》）明孝宗赞同倪岳意见，否定了马文升将北岳移于浑源州的建议。

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 ，大同巡抚胡来贡又上疏请求改祀北岳于浑源，但遭到礼部尚书沈鲤的驳斥：“《大明集礼》载，汉、唐、宋北岳之祭，皆在定州曲阳县，与史俱合。浑源之称北岳，止见州志碑文，经传无可考，仍祀曲阳是。”（《明史》卷49《礼三》）胡来贡的建议因此未能得到明神宗的采纳。

清朝顺治十七年（1660） ，刑科给事中粘本盛呈上《厘正恒山祀典疏》，提出：“国家建都于燕，曲阳在神京之南，浑源在神京之北，为国家屏藩。且其洞岩耸邃，信神灵之所窟宅，禔国庇民，莫大于此。既称北岳，而禋祀弗及，允为缺典。况我朝统一华夏版图，益越前代，不祀浑源而祀曲阳，似为未协。”要求改命浑源之山为北岳恒山。清世祖于是下令将浑源之山正式定名为“北岳恒山”。

以上相关奏疏都有完整的文本，可将其全部刻石立碑（不加标点）。另将其标点注释本汇编成册，供游人购买，使人们对“古北岳”和“今北岳”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打造“古北岳恒山”这一文化品牌，积极推动和发展“古北岳之旅”的新旅游圈，为河北建设文化大省、经济强省助一臂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