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个有利于”问题人们有各种议论

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指出，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2]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对“三个有利于”，人们有各种议论。有人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论证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的论据，说什么邓小平主张只要能够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就行了，不要过问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有人还进一步论证，“三个有利于”是判断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准，凡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就是社会主义。这显然是一种曲解。

首先要说明的是，把“三个有利于”当作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仿佛只要能够发展经济，就是搞社会主义，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种说法，把一个起码的逻辑搞混了：社会主义制度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能够解放发展生产力，这是正确的命题；但不能反过来说，凡是能够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当它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都是能够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否则它不可能取代旧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区别在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同，而不在于它同生产力的关系，不在于能不能解放、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在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时候，前面都有“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限定词，显然在他的思想里，社会主义是既定的前提，而“三个有利于”指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而不是用“三个有利于”来判断是不是社会主义。应该警惕有人利用“三个有利于”，打着发展经济的旗号，把明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却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从而力图把我们引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种情况，在我国的实际生活中是常常可以见到的。

其次，邓小平把“三个有利于”作为改革成败、对错的判断标准，是就改革的具体措施而言的。我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所以改革的内容不是要不要搞社会主义，而是如何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即采取什么方法来发展生产，运用什么手段来调节经济，也就是说，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针、政策以及具体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可以实行这样的体制也可以实行那样的体制，这应该根据当时的具体条件来进行选择。按照什么标准来选择呢？毫无疑问，应该选择那些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法、手段、体制，摒弃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不顾本国国情照搬别国的做法，或者墨守成规固守自己的过时的模式，都是错误的。选择的唯一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13]我们在制定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时，必须以此标准作为选择的依据。对于这一领域的问题，必须抛开抽象的姓“社”姓“资”的争论，一切通过实践来回答。实践证明是促进了经济发展的措施，就应该坚持；如果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赶快改。陷入抽象的争论，只会贻误时机。(www.zuozong.com)

谈到改革的政治方向的对错，邓小平提出了另一个判断标准，即“两个如果”。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使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14]面对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如果”，除非是故意制造理论混乱，谁也不能说邓小平在改革问题上是不问姓“资”姓“社”的实用主义者。

现在，人们在谈论改革成败的判断标准时，往往只谈“三个有利于”这一项标准，而不谈“两个如果”，这是不完全的。应该提两个判断标准。这是就不同层次的问题提出来的判断成败的标准：一个是就改革的政治方向而言的，另一个是就改革的具体措施而言的。这两个标准是统一的，然而两者终究是有区别的。我们更不能用“三个有利于”来取代“两个如果”这一政治方向的判断标准。如果认为只要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用不着再考虑改革的政治方向，那就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当，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打出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旗号，在抽象的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口号掩盖下，贩卖资本主义化的货色。这是很容易迷惑人的。谁不想经济发展得快一些、生活水平高一些呢？然而一旦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蛊惑宣传，改革走上资本主义化这条道，当窒息生产力、导致两极分化的后果显示出来的时候，却是木已成舟，难以挽回了。俄罗斯的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在改革进程中，必须时刻注意把“三个有利于”与“两个如果”统一起来，揭露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背后的实质，保证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地发展。

顺便还要说一下“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问题。这是一个老话题了。最早提出这个命题的是1962年，当时有一场争论：我国农村的集体经济采用那种管理体制为好，是包产到户好，还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好？邓小平认为，这应该由实践来回答，判断的标准是农业生产能不能增产、农民生活能不能改善。他用四川的土话“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形象地说明这一点。那个时候，农村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问题，是没有争议的，邓小平用“猫论”来回答的，不是农村经济的根本性质问题，而是集体经济的具体管理体制问题。用“猫论”来论证邓小平是不问姓“社”姓“资”的实用主义者，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