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提出，阶级斗争理论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障碍，仿佛阶级斗争理论同依法治国是对立的，“法治和阶级斗争无法并存”。这就涉及法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法是具有阶级性的，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体现。法，并不是像西方法学理论说的那样，是人们之间为了保持社会正常运转而制定的一种契约，也不是体现上帝赋予人们的权利（天赋人权）的东西，因而所有社会都一样的、而且是高于一切的东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几条必须明确。首先，法是上层建筑建筑，它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是为一定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没有抽象的、适用于所有社会的法。不同社会的法的性质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产生资本主义的法，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社会主义的法。我们讲依法治国，所依据的是社会主义的法，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法。其次，法不是永恒的东西，而是历史的现象。它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也将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的消亡而消亡。原始社会没有法这种东西，社会是依据习惯运转的；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私有制没有了，阶级消灭了，国家消亡了，法也会消亡的。法始终是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法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没有阶级斗争，也就不会有、不需要有法。袁伟时之辈吹捧美国的法，仿佛美国的法律与阶级斗争没有关系。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例如，美国法典第18篇第2385条规定：“任何蓄意鼓吹、煽动、劝说或讲授推翻或摧毁美国政府的行为，包括因此而印刷、出版、发表、传递、出售、分发或公开展出任何书写或印刷品，都要处20年徒刑或2万美元罚款，或者两者并罚。”美国共产党党纲上出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其领导人就因此而身陷囹圄。美国的法律是为美国统治阶级服务的，是镇压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力量的工具。这是否定美国法律的阶级性的袁伟时所无法掩盖的事实。
法律在我国是工人阶级和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手里的工具。工人阶级和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人运用法律来干什么呢？也就是说，法的功能是什么呢？概括说来是两条。首先，我们运用法律，镇压国内外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一说“镇压”两字，有人就反感了，仿佛这就是专制、独裁，不民主。这种想法在建国前夕就有人提出来了。当时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11]我们就是要运用法律来捍卫社会主义政权，镇压一切企图颠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势力，用法律来强制规定，敌对势力只能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否则就动用专政工具进行镇压。这一点，应该像当年毛泽东那样理直气壮。不能听到像袁伟时那样的人发出反对声音就不敢说、或不愿意说了。其次，我们根据人民的利益，运用法律来治理国家。法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一种工具，服从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不能笼统地说法高于一切，在我国，必须说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作为治理国家的一种工具的法并不是中立的，它是具有阶级性的，必须按照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来制定，它是为人民服务的。依法治国，法治国家，并不是否定阶级斗争，恰恰相反，阶级斗争理论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因为法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无法理解法的本质，更无法理解依法治国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我们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我们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法治问题上的理论。”[12]没有离开政治立场的法治形态。政治立场从根本上说就是阶级立场。不掌握阶级斗争理论，是无法理解法治的。
有人经常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个人、任何政党、团体都必须遵守法律，来否定法的阶级性。毫无疑问，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出法律以后，在执法过程中，是人人平等的，谁都要守法，没有可以不遵守法律的特殊公民。共产党也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但是在立法过程中，只能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来确定立法原则，不同阶级不可能是平等的。法本身是有阶级性的，没有不同阶级平等的法。没有一个凌驾于社会各阶级之上的、某种至高无上的法。不能用执法过程中的人人平等来否定法本身的阶级性。
正因为法本身是有阶级性的，所以依法治国与阶级斗争是统一的，两者不是对立的关系。阶级斗争理论不仅不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障碍，而且应该说，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理解和贯彻依法治国的前提。不懂得阶级斗争理论，就连法是什么东西、法的功能是什么都搞不清楚，那是无法准确贯彻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
【注释】
[1]［美］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第162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2]［美］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第169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www.zuozong.com)
[3]《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0]习近平2014年2月17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
[11]《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2]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第114～11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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