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邓小平理论歪曲成不问姓“社”姓“资”的实用主义

现在，有一种实用主义倾向，“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什么主义都行”。只要实现现代化，不要问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听起来十分超脱，真正是“非意识形态化”了。记得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就在课堂上公开宣传，“主义不能当饭吃，公有制又不能打粮食，不要管什么主义、什么所有制，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行。”当时，这种言论被当作思想解放的样板，加以推广。于是，不问姓“社”姓“资”的“猫论”蔓延开来了，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成了口头禅，似乎成了不用论证的真理。有人甚至说，“不要问姓‘社’姓‘资’”，这是邓小平说的，而且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他们把邓小平说成是不讲理想信念的实用主义者了。

然而查遍《邓小平文选》，我们始终找不到“不要问姓‘社’姓‘资’”这句话。这是有人杜撰出来，然后强加给邓小平来招摇撞骗的。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过“不要问姓‘社’姓‘资’”，如果真的“不要问姓‘社’姓‘资’”，连是不是社会主义都不要过问了，他还提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强调什么“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无法解释的。恰恰相反，有人用计算机检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用得最多的词是“社会主义”。

不能不承认，从我国的根本制度、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根本道路的角度来说，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是最坚定不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实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最旗帜鲜明。

“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的1978年年底，有人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究竟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的问题，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时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他说，“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们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4] 1987年，他对外宾明确表态：“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5] 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平息以后，邓小平从国际范围的战略高度总结说：“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他得出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6]到1992年春天，他运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再一次强调：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他坚信，尽管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严重曲折，“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7]读到这些铿锵有力的话语，有谁能够说邓小平是一个不问姓“社”姓“资”的实用主义者呢？(www.zuozong.com)

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同时，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坚决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邓小平最先提出来的，80年代每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都是邓小平亲自发动的。邓小平分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指出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8] 80年代初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逐步蔓延、泛滥，而党内有人对此认识不清，甚至主张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从党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删去。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他强调全会的决议必须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写上，并且指出：“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顶不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的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9] 1986年年底爆发的学潮引起了全党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警觉，邓小平对中央几位领导同志作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谈话，指出闹学潮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亲自部署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然而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对此持消极态度，这场斗争没有坚持下去，终于酿成1989年的政治风波。动乱平息以后，邓小平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的，这是由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10]所谓国内小气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他提出，必须加强对人民、干部和党员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92年邓小平总结十多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历史经验，再次明确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现在看起来还不止搞二十年（有的地方，他说要搞五十年七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两任总书记“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11]

我们不厌其烦地引用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在涉及我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原则问题上，邓小平从来都是旗帜鲜明的：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决不能走资本主义邪路。认为邓小平只讲发展经济而不问姓“社”姓“资”，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是出于某种需要的主观臆想。讲现代化，而不讲社会主义，这是违反邓小平的思想的。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有一句话：“改革开放迈不出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12]经常有人引用这句话来论证邓小平是主张不问姓“社”姓“资”的。关键是怎么理解“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这句话。“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是不是就是不要问姓“社”姓“资”？我理解，“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说的是要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不要把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当成资本主义，不敢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里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搞得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联系上下文来看，他主要是针对市场经济问题说的。市场经济本来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它属于没有社会制度属性的运行机制范畴，是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的东西，但往往被某些人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仿佛运用市场经济这种方法，就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因而不敢运用市场经济这种方法来发展生产。为了使人们摆脱把市场经济当作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这种思想的束缚，邓小平才提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所以，这句话绝不是说，邓小平主张，在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道路的问题上，不要区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不要问姓“社”姓“资”。用这句话来论证邓小平是不问姓“社”姓“资”的实用主义者，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故意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