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吴景明：以传统家教化解矛盾

吴景明，有人叫他吴大嚷是因为说话嗓门高、声音大。还有人叫他吴大爪［zhuǎ］子，是因为他手大。还有人叫他吴大个子，是因为他个子高，足有一米八以上。通过这几个绰号，这个人朦朦胧胧给人们的感觉是个粗犷之人，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很直爽、很坦率、很仗义、很负责任、敢于担当之人。他生于一九三九年，家境贫寒，哥们四个，吴景明是老大，老二和老四是农民，老三是个当兵的。吴景明一九七五年任老水泉子大队主任，时年三十六岁。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六年任老水泉子大队党支部书记，一九九六年因身体原因退出领导岗位，时年五十七岁。二○○七年因病去世，时年六十八岁。虽然算不上英年早逝，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中，总感觉他走得太早了，人们为他的早逝感到惋惜，人们很怀念他，人们在茶余饭后悉数着他为老百姓办的那些琐碎的实事，人们忘不了他。

吴景明文化不高，说话直截了当，他善于用传统家教解决家庭矛盾，善于用传统礼教解决邻里矛盾，善于在叫骂当中完成任务的下达。吴景明在大队从政二十多个春秋，在这二十多年里，每天都和老百姓打交道，年老的很尊重他，年轻的在尊敬中带着几分惧怕，他在工作中粗喉大嗓，敢说，不怕得罪人。记得有一次大队来客人，刚要吃晚饭，来了几个闲逛的村民，抄着手端着膀，站在地上，客人吃饭他们在大声喧哗，客人不好意思吃，场面显得很尴尬，吴景明便问这几个村民有事吗，这些人异口同声地说没事，吴景明满以为这样问他们还不走，他们还真的没走，后来吴景明又问他们吃饭了吗，没吃在这吃吧！那几个人又说都吃过了，吴景明说饭也吃了又没什么事，找个别的地方待会儿。这些人才不好意思地撤走了。在工作中也是如此。他每天背一个黄书兜，里面装一个破笔记本、一支钢笔，每次去公社开会最多记两三页的笔记，记得全是提纲，他记的笔记有一多半的字别人不认识，笔记的内容别人看不懂，这两三页会议精神能传达半天。下去工作不用看本，全靠嘴说、脑袋记。

吴景明工作扎实办实事，有一个姓李的农民家有五口人，夫妻俩和三个半桩小子，生产队分的粮食不够吃的，就得靠到生产队借粮度日。有一次家里没粮了，找队长借粮，队长没好气地说：“前几天借给你吃十天的粮食，你吃了七天就吃光了，不能再借了，自己想办法！”那个年代谁家都没有更多的粮食，真是借取无门，这个社员很沮丧地回了家。家里没有一粒粮食，全家五口人没吃的，总不能等着挨饿吧，无奈之下，这个社员找到大队领导李景和吴景明，一个堂堂五尺男儿见到大队领导泪流满面，跪在了两个大队领导面前，两个大队干部卯不知榫，边往起拽边说：“你这是干什么，有事起来说。”吴景明把这位村民拽了起来，这位村民说：“家里男孩多饭量大，在生产队借的粮不够吃，生产队长嫌我们吃得费，不借给我们粮食，我家已经几顿揭不开锅了，请大队领导想想办法救救我们。”两位大队领导闻听此言说：“你回去吧，待会我们去帮你解决。”吴景明赶忙放下手里的工作，为此事专程去了那个社员所在的生产队，找到了生产队长开口便问：“你知道李某某家没粮吃吗？”队长说：“知道。”吴说：“知道为什么不借给他粮呢？”队长说：“还不到期，上次借给他十天的粮食七天就吃光了。”吴说：“他家男孩子多饭量大，你也不是不知道，照顾一下嘛，特殊情况特殊处理！”队长说：“照顾不过来。”吴说：“我告诉你，我不管你照顾过来还是照顾不过来，反正我他妈的就把这五口人交给你了，饿死你来偿命，饿坏了人或出了什么问题我找你算账。”说完立马走了。后来据这个社员说大队干部走了不一会儿，队长就找到他，主动借给他几十斤粮食，嘴里絮叨着：“真拿你们这些人没办法，别人家咋就不像你们这样？你就不会省着点！”就这样，吴景明在很短的时间内用不多的语言，为老百姓解决了一件实事。看似简单而粗暴的方法，却行之有效地为那里的村民解决了一桩桩实际问题，化解了一个个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吴景明和生产队队长也会煮酒下达任务。生产队时期有时有些特别难的工作，在正常情况下是非常难以落实的，他却用一些很简单的办法使问题迎刃而解。我记得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到生产队落实一件很棘手的工作，根据这项工作的难度，依这个生产队队长的个性，我估计成功率不到两成。吴说咱们晚点去，去了也不先说事。我们到了那个生产队东拉西扯，快近中午他对那个队长说：“哎！有酒吗？”队长说想喝就有。队长又反问了一句：“你想喝吗？”吴说：“咋不想喝，不想喝我来干啥来了。”队长很高兴，就把我们领到他家，让他老婆做了几个菜，我们便喝了起来。喝了一会儿，吴开口了：“有件事非常难办，我想了半天别的队长办不成也办不好，就来找你了。”那队长说：“啥事你说吧。”吴就把这件事情说给了这位队长。这位队长听了，矜持了半天无语，也感到很难办，吴又盯了一句说：“你别坐蜡（畏难），不行我再找找别的生产队。”队长闻听此言说：“不用，你就把这件事交给我吧，啥时间办完？”吴说三天之内。这时吴端起酒杯自斟自饮连喝三杯，队长也不甘示弱，端起酒杯也自斟自饮连喝三杯，一件很难落实的工作，就这样搞定了。到第三天那个队长把那件事情圆满地落实了。

吴景明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即便是家里有事不在大队上班，老百姓有事也会找到他家里。有时家里来了客人正在吃饭，有人找他办事，他也要让这个社员先喝几杯酒再说事，无意中拉近了社员和他的关系。在解决邻里矛盾和纠纷时，首先用传统的礼教，公平对待，一不向潘，二不向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很少动用公断公判之手段，绝大部分采用协商和解之办法，解决了邻里很多矛盾和纠纷，使矛盾不至于激化。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诸如婆媳不和、兄弟不睦、儿女不孝、妯娌矛盾、夫妻吵架等等。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一个巴掌拍不响，有理五八无理四十，责任大的一方加以痛斥，责任小的一方也要给予批评。即便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能缓解很多家庭矛盾，控制了矛盾的发展和激化。(www.zuozong.com)

我总认为中国的村官是个很特殊的职务，他每天都要和老百姓打交道，心中装着大事又不能放弃小事，心中装着政事又不能放弃家庭琐事，有时他是法官，有时是行政长官，有时又是村民的主心骨，在工作方法上，有时以长辈的身份施压，有时以小辈的身份乞求，有时要不折不扣绝对公平，有时要和稀泥，有时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有时还要粗喉咙大嗓门地骂一通，对不同的个体施以不同的方式方法，既不能违背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又不能抛弃传统的家教和礼教。吴景明就是村官这个阶层的典型代表，他在村领导岗位上工作了二十多年形象不倒，实属不多见。他文化不高，没有进过党校，没人教他怎么当官，靠的就是和老百姓打成一片，靠中国村官独特的工作方法，当然也靠老百姓能够从心里自觉地接受这些特殊的工作方法。

在这里有两个小故事足以证明了这一点。故事一：村里有一位师大毕业的公办教师很有才华，他所在的生产队全都是坡耕地，没有水浇地，人均土地面积少，畜牧业因草场面积小也很难发展，集体经济落后，劳动日值始终处在全大队最低水平，他不服气，认为都是生产队长无能，在他看来改变这种局面不是难事，他满怀热情，主动辞去了教师的职务，要求担任生产队队长。上任伊始就夸下海口，要在一年内改变经济落后的状况，可上任不到半年就玩不转了，社员不听他指挥，工作安排不下去，说话没人听，甚至酒后说错了话不但没人原谅，还要挨揍。白天耕地的牛需要在夜里放牧，但社员们谁也不干，没办法他只好白天带领社员劳动，晚上还要亲自放夜牛。整日忙得不可开交，家里连引火柴都没有，只好将苫房草拽下来引火。他满腹经纶，没有得以发挥；一颗红心，没有取得好的效果；一腔热血，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一个远大的理想，就这样破灭了。队长没当好更没当久，把生产队搞得一塌糊涂，把一个好端端的家搞得一贫如洗，把一幅好身板搞得疾病满身，还把一个既能发挥其特长又能有丰厚收入的教师职业也丢了。他感叹不已，逢人便深有体会地说，生产队队长这个职务看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并不是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不是谁都能干好的。

故事二：一位曾经在公社当过副书记的退休干部，想发挥余热，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做点实事，凭着自己多年从政的经验和能力，主动要求担任他所在生产队的队长。在他看来这项工作对他来说不在话下，是小菜一碟，一个公社副书记当一个生产队长，就像一匹大马拉着一辆小车玩着干。同样上任没多久他就转不动了，他的工作方法社员们接受不了，他的所作所为社员们意见很大，对一些问题的处理让社员们耿耿于怀，他的工作实践事与愿违，不但没有达到他的愿望和初衷，而且还把工作搞得乱七八糟，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无地自容，原来的人缘和威望丢失殆尽，有的社员为了泄私愤图报复，在夜里把他自留地里的青苗都给割了。曾当过公社副书记的他，壮志未酬，当生产队队长不到一年就干不下去了，只好辞去了队长的职务。

从这两个真实的小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村干部不是那么好当的，能指挥千军万马，不一定能当一个好村干部，能管千军管不了一会儿。所以，我很佩服这些村官和集体经济时期的生产队队长们，他们没有很高的文化，没有受过专门的培训，没有惊人的语言，他们凭着自己特殊的能力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把各项生产任务安排得井井有条，把一个大队或一个生产队管理得秩序井然，我发自内心地赞佩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