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耕地与扶贫满意度负相关？探讨基层和上级政府的区别

一阶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贫困家庭对基层政府扶贫助残的评价与对上级政府的相应评价互为反向关系，即基层政府政策满意度低而上级政府满意度高，这种颇具矛盾、分裂性的分析结果恰恰是政策实施现状的反映。长期以来，一些基层政府及其领导干部的官僚做派、怠政乱政行径，使上级政府的政策难以一竿子捅到底，不折不扣地得到落实，也常常使得改革陷入了“两头热中间冷”的困境。一方面，是上级政府三令五申、喊破嗓子，群众望眼欲穿，另一方面，是基层政府或处于执行层面的办事人员却依然慢吞吞甚至歪嘴念经，“玻璃门”“弹簧门”“中梗阻”的情况大量存在，在落实政策、制定和操作地方实施细则中掺夹各种部门利益乃至个人私利，“最后一公里”总也打不通，以至于一些民众觉得“中央政策都是好的，但下面没有很好地执行”。

一阶相关分析结果还表明，生计资本各要素对政策满意度具有差异化的影响。分析发现，住房面积、社会资本和家庭成员教育年限加权与政策满意度之间正相关，意味着住房面积越大、社会资本越丰富以及家庭成员教育程度越高的贫困家庭，对政府扶贫助残政策的满意度评价越高。此外，生计资本中的其他要素及相应指标中，凡是与基层政府满意度负相关的，与上级政府满意度则为正相关；反之，亦然。比如，家庭的人均耕地面积、耐用消费品得分和劳动力数与基层政府扶贫助残满意度负相关，而与上级政府的扶贫助残满意度正相关，即人均耕地面积越多、耐用消费品得分越高和劳动力数越多的贫困家庭对基层政府扶贫助残的满意度评价越低，而对上级政府的满意度评价越高。

在上述一阶相关分析基础上，本书建构了生计政策效应的多元回归模型并以此检验相关假设。研究发现，居住制度和生计资本是影响贫困家庭获得政策补偿的重要因素。在居住制度因素方面，与居住农村、无稳定居所（有自有住房）的贫困家庭相比，迁移或居住城市的贫困家庭获得的政策补偿更多，农业户籍或非农户籍对政策补偿多寡没有显著影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以属地管理为原则，强调申请对象居所的稳定性。《江西省最低生活保障操作规程》（赣民发［2013］9号）第五条规定，持有当地常住户口的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政府规定条件的，可以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的深入推进，缩小了城乡之间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服务差距，户籍制度改革还原了户籍制度的人口登记管理功能，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的区分，不再以户口论身份。符合迁移条件的居民可以在城乡之间迁移、自主定居，持有居住证即可享有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就业、基本公共教育、医卫服务等权利，逐步建立起与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相适应的教育、卫生计生、就业、社保、住房、土地及人口统计等制度。(www.zuozong.com)

在生计资本因素方面，丰富的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有助于贫困家庭获得来自政府的更多政策补偿，而丰富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则限制贫困家庭的政策补偿，但不同生计要素指标的具体作用有很大差异。例如，自然资本变量中的“人均耕地面积”、人力资本变量中的“劳动力数”和“残疾人口比重”以及社会资本变量中的“知己圈”对模型Ⅰ（社会保障）贡献不显著，但对模型Ⅱ（社会服务）、模型Ⅲ（总体政策补偿）却有显著贡献，而物质资本中的“住房面积对数”和社会资本中的“熟人圈”在所有三个模型中都未见显著影响。这些情况说明，生计资本对贫困家庭获得政策补偿的作用是多元的、复杂的，应正视生计资本存量及要素构成差异对政策补偿的双重性影响。

总之，贫困家庭政策补偿差异是居住制度、生计资本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一研究结果的现实启示是，应更加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彻底打破城乡户籍藩篱，缩小城乡差距，依据家庭的生计资本状况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积极推动反贫困政策转向，促进农村扶贫开发由生计救助向生计保护、生计发展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