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的三个世界模型及三个世界的关系

一、波普尔的三个世界模型

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K.Popper）和著名神经生物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埃克尔斯（J.C.Eccles）的三个世界划分对我们理解人类实践中信息运动的概况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前面提到，波普尔和埃克尔斯将宇宙现象划分为世界1（物理世界）、世界2（精神世界）和世界3（文化世界，波普尔等原用“客观知识世界”这一名称）三个世界。从信息运动的角度看，这三个世界的关系正好反映了人类实践中信息运动的特点和总体规律。我们知道，波普尔和埃克尔斯将世界1称为“物理世界”，其中“物理”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中与意识相对的“物质”——“不依赖于意识而又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物质”条目），是对自然界、社会中不同的物质形态都具有客观实在性这一共性所作的最高概括。具体而言，就是指物理对象和自然状态，包括：无机界的宇宙物质和能量；生物界的所有生命体的结构和活动（包括人脑）；人造物品，如人类创造性、工具、机器、书本、艺术作品和音乐物质基础等（约翰·C·埃克尔斯《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创生》）。

世界2则是“意识”的主观世界——观念世界或精神世界，是指“与物质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精神现象”。（《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意识”条目）具体而言，就是个体意识和社会意识。“意识表现为个体意识和社会意识。个体意识是指个人对外部现实的反映过程和意识活动，是个人对外部现实的观念的关系。社会意识是指整个社会或一定社会集团的精神生活过程和观念的关系，它具有复杂的结构和不同的水平，包括不同的形式。政治、法律、道德、宗教、艺术、哲学等观点和科学理论以及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不同民族的心理和精神生活习俗、传统等，都是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意识”条目）

“个体意识”无疑就是存在于每个个体头脑中的观念，“社会意识”就让人感到有点“玄”，不知道它居于何所。其实，“社会意识”并不神秘，它就存在于每个个体头脑中的观念世界里。由于观念世界源于实践，而实践并不是单独个体的实践，任何实践都具有社会性。因此，每个个体的观念世界中就自然包括两部分的内容：一部分是由个体的个性及其实践活动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个体意识；另一部分则是由个体作为人的共性及其实践活动的社会性所决定的社会意识（一定社会中每个个体所共有的）。也就是说，“社会意识不是脱离个体意识或与个体意识绝对对立的抽象的东西。社会意识通过个体意识发展，个体意识客观化的成果通过社会交往的中介而转变成为社会意识的内容”。（《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意识”条目）换言之，某人个体意识中的一部分信息被客观化（物化或外化）为论文、书籍、艺术品、web站点、多媒体信息服务系统、虚拟现实系统等有形的文化产品，或口头言语、行为举止、动作技能等无形文化产品，并通过社会交往——作为人们之间信息交流的传播是交往的主要构成方面，被其他社会成员所接受并成为其个体意识的一部分，从而形成社会意识。可见，世界2是由人类社会每一个具体个体中的观念世界构成的，是每个具体个体的观念世界或精神世界的全集。在每个具体个体的观念世界（“个体意识”）中，既有属于其个人所特有的内容，也有与其他社会成员相同的内容，后者的全集构成了“社会意识”（对全部社会精神生活成果的总概括）。

世界3是客观化的世界2，虽然波普尔和埃克尔斯曾具体罗列了世界3的内容，即“客观意义上的知识（包括哲学、神学、科学、历史、文学、艺术、技术等记录在案的文化遗产）和理论系统（包括科学问题和批判辩论）”（约翰·C·埃克尔斯《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创生》），但又明确指出“世界3包括了人类文明的每一个方面”，是“文化世界”（约翰·C·埃克尔斯《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创生》）。我们知道，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文化”条目），也就是说，文化包括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包括知识和技能）、物质的和精神的全部产品，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下面三点。

（一）世界3的“物质产品”和世界1的“人造物品”的关系问题。如果从上述“文化”的定义看，世界3与世界1似乎是有重叠的，因为世界3中的“物质产品”似乎就是上面提到的世界1的具体内容中的“人造物品”。但实际上，两者是各有侧重点的。例如，都江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这里就涉及两个概念，即都江堰作为客观存在的堤坝，虽然是人为构筑的，但其本身应属于世界1的范畴。而如果将其作为发挥水利功能，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系统工程思想的水利系统，都江堰就是文化产品，就属于世界3。同样，长城如果作为那堆土砖看，它是世界1的成员；如果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载体看，它就属于世界3。

（二）有形文化产品和无形文化产品的关系问题。从文化的定义可知，世界3不仅包括有形的物质或精神的产品，还包括这些产品背后的能力——人类制造这些产品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这些创制产品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就是无形的文化产品。此外，无形物化产品还包括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口头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礼仪、节日庆典、民间知识、手工技艺等。这里借助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一些概念，可为我们进一步厘清这些概念间的模糊界限。我们知道，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中，有“物质文化遗产（Physical Cultural Heritage）”和“无形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Nonphysical Cultural Heritage）’）”之分。例如，长城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入保护名单的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则是被列入保护名单的无形文化遗产。这里，“古琴”是有形文化产品，而“古琴艺术”——生产制造古琴的工艺、演奏的知识、技能等就属于无形文化遗产。UNESCO的《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公约）》（中文译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规定：“The‘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means the practices，representations，expressions， knowledge，skills as well as the instruments，objects，artefacts and cultural spaces associated therewith—that communities，groups and，in some cases，individuals recognize as part of their cultural heritage.”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载于：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index. php?pg=00006#part9）可见，无形文化产品侧重于以人及其所属的社团在各项社会实践、社会生活中以人的行为为载体的文化成果。例如，口头历史（如《荷马史诗》）是典型的无形物化产品，而史籍（如《史记》）则是典型的有形文化产品。

（三）世界2与世界3的联系和区别。世界3所携带的信息源于世界2，但这些源于世界2的信息必须通过“客观化”才能转换为世界2。“客观化”的途径有二：一是“物化”，例如，通过建筑物等实体来体现世界2的观念和精神，这类文化产品就是上面提到的“有形文化产品”（即物质文化产品，或文物）；二是“外化”，例如，通过言语、行为动作等来表达或表现世界2的观念和精神，这类文化产品属于上面提到的“无形文化产品”。在一些具体表现形式上如何区分世界2和世界3，埃克尔斯本人也存在模糊和谬误。例如，他在《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创生》一书中把口头历史看作存储在人们记忆里的，“起初，涉及文学和历史的世界3存储在人们的记忆里。例如，苏美尔人在5000年前发明文字以前吟游诗人的吟诵”。（约翰·C·埃克尔斯《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创生》,P238）而在1973年出版的《理解大脑（Understanding of the Brain）》（英文版）第215页给出脑内部神经系统的信息处理模式示意图明确将大脑内部记忆存储（Memory Stores）部分标为世界3的一部分——“WORLD 3b”。显然，埃克尔斯认为人头脑内部的信息也是世界3的一种具体形式。这是错误的，当“文学和历史”这些信息还在吟游诗人的头脑里时，它们不属于世界3，只有当这些信息被“吟诵（外化）”出来时，它们才构成世界3的一部分。

但值得指出的是，从信息的角度看，世界3本质上是世界2的，正如埃克尔斯指出的，“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尽管世界3是编码记录在诸如纸墨等物质基础上，但其本身是非物质性的，其本质上是艺术家、思想家、说书人以及随后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创造性思维的总和”。（约翰C·埃克尔斯《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创生》,P238）可见，世界3的物质外壳是次要的，世界2的内容信息才是其实质。但正是由于其“客观化”使得个体世界2得以摆脱“人”这种载体的局限性，不仅使得范围更广的人们能够分享某个个体世界2的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得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也能分享某个个体世界2的信息，这就不仅为人类文化而且也为个人智慧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进化提供了可能。

二、波普尔三个世界的关系

从信息运动的角度看，波普尔三个世界的关系如下：世界1是客观实在，其中包含作为其本身的客观征象的本体论信息，本体论信息中的一部分被实践中的主体所接收，而开始了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最终在主体观念（世界2）中形成关于世界1的图景；另外，主体又会根据这个图景进行目的性的实践，从而改造世界1。此外，主体观念世界（世界2）的内容信息通过生产和交往等符号活动“客观化”为文化世界（世界3）；而主体又通过学习和交往等符号活动将世界3内化为其世界2中的社会意识，从而“社会化”。下面，我们对三个世界间的信息运动规律进行详细探讨。

（一）世界2与世界1之间的信息运动规律。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人们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一切社会的客观物质活动”（《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实践”条目），也就是说，实践包含“认识”和“改造”（改造也习惯直称“实践”）两个辩证统一的方面，是两者的动态统一的过程。唯物主义认识论中，采用“反映”这一术语来概括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与认识客体的关系。主体“反映”客体的过程和结果都称为“意识”。另外，实践又是主观见之于客观、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能动活动。人们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通过实践能动地改造外部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的世界1。这种“改造”主要有两种基本形式：生产和阶级斗争。前者以改造自然以便自然能更好地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为目的；后者以调整和改革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便人们能更有效地从事生产活动为目的。

从信息运动的角度看，“反映”是一个在世界1中客观存在的，作为世界1中的客观事物的征象的本体论信息，不断被主体“内化”为观念、意识（世界2中的认识论信息）的过程，这是一个世界1中的本体论信息转换为认识论信息，并以符号工具在世界2中构筑其关于世界1图景的意义建构过程；“改造”过程则是一个主体观念（世界2中的认识论信息）不断“外化”为主体行为动作反作用于世界1，最后以本体论信息的形式在世界1中留下了人类的印记的过程。反映和改造所对应的信息内化和外化是紧密联系的，一方面，内部的心理活动是以外部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离开了外部的实践活动，就不可能形成任何内部的心理活动，通过外化又不断地检验和校正内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外部的实践活动又总是受内部心理活动的调节，内化使人的外部行为具有目的性、计划性和预见性。外化是以内化为前提的，随着个体的心理发展，外化不断地为内化所充实。

“内化”概念最早是由以涂尔干（又常译为迪尔凯姆）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派提出来的，其含义较狭窄仅指社会意识向个体意识的转化。皮亚杰强调内化在“运算”形成中的作用，他认为运算就是动作的内化，把内化看作思维发展的自然结果，没有说明非心理现象如何转化为心理现象。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Лев Семёнович Выготский）提出新的内化概念，他认为人的一切高级心理功能最初都是作为外部交往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只是到后来，由于内化才变成为心理过程。可见，内化是一个外部实践活动转化为内部意识的过程。内化的结果是，主体借助符号在其世界2中形成关于世界1的图景。例如，通过以牛顿力学及其一系列基本假设为基础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理论体系，从宏观层次形成关于世界1的力学图景；通过以电磁理论统一地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理论体系，从宏观层次形成关于世界1的电磁图景。

“外化”与内化相反，是指内部意识动作向外部实际行为动作的转化。外化的含义很广，例如，言语反应、行为表现、计划或方案的实现、产品的制成等都是外化的结果。因此，外化是个人所积累的知识经验的客观化。

（二）世界2与世界3之间的信息运动规律。我们知道，人是符号的动物。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分析人的本性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时，指出无论把人看作政治动物、理性动物，还是制作工具的动物，都只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或特性去研究人，把人性看成静态的本质。而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尤其是在实践中创造文化的过程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应从人创造文化这一功能过程出发认识人的本质。从功能的角度看，人的结构（卡西尔用了“功能圈”这一术语）不仅包括动物适应环境所必须的感受系统和反应系统，而且还包括符号系统，后者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注：巴甫洛夫学说则从科学的角度证明，人确实存在两个信号系统）符号系统使人从动物的物理世界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新世界，即文化世界。动物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是直接而迅速的，但人却要通过符号化的过程，不但延缓了对外界的反应，而且改变了外界刺激的作用。符号给予外界刺激以普遍的指称意义，给予直接的感性对象以多方面的联系和抽象的结构形式。经过符号处理的感受对象不再是物理世界，而是符号化的世界。换言之，人类并非直接面对自在自然，而是生活在自己创造的物质世界之中，正如卡西尔指出的，“人不再能直接地面对实在……人的符号活动能力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对事物本身”。（卡西尔《人论》）但人化了的自然却不同于自在的自然，它不仅是人们生活的物质前提，而且还是人类独有的精神世界的一种十分重要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人化的自然是一个符号化的世界，就是波普尔的世界3。在卡西尔看来，世界3（文化世界）与世界2（人的观念世界或精神世界）是通过符号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世界2通过生产或交往中的符号活动实现观念或精神的“客观化”，或者说意义的外化，而这种外化活动的结构就构成了世界3；另一方面，世界3是人类的文化世界，个体通过学习或交往中的符号活动将客观化了的人类精神财富内化为自己的精神财富，将社会意识内化为个体意识，从而构成一个“社会化”了的世界2。

三、教育信息资源价值评价的环境模型

数字教育资源共享系统的环境主要包括，政府政策支持及法律法规的保障作用，相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和意识形态，计算机和网络及通信技术的创新，国内外同行的竞争等。本节介绍了对这些环境因素进行甄别以选出主要影响因素的方案，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环境模型，并进行了分析，以供决策参考。

我们可以根据这五个主要环境因素（以下简称要素）的组合，构建一个数字教育资源共享的环境模型，用来协助政府分析形势并采取正确的宏观调控措施，帮助企业制定和调整适应不同环境的经营策略。(www.zuozong.com)

环境模型中的每一个要素发生变化，都会使数字教育资源共享的环境发生变化，导致整个数字教育资源共享生态系统产生不平衡。我们首先假设五个要素均可以量化，且每个要素的度量范围可按从弱到强的程度分为1～5级。这五个要素组合中的任意一个发生变化，都会产生一个新的环境。这样由五个要素按变化组合，可以产生若干个环境，每个环境都有自己的特性。组合中的要素发生变化，组合就会发生变化，组合所代表的环境也相应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会影响生存于其中的数字教育资源共享系统，使其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演变趋向，进一步影响系统中的主体，迫使其作出相应调整，以适应环境的变化。

下面对环境模型的四种特殊状态进行分析，探讨各种要素在这些环境下的特点，以及该环境下的主体适应措施。

（一）最优型环境

在最优的环境中，中央和地方等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区域内、区域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资源共享的行政机制完善，没有任何障碍；资源共享相关利益者对资源共享思想认识深刻，各种资源共享的行业组织发挥着专家团队的专业影响力，有很高的威望，社会认知程度高；在资金投入方面，由于总体经济环境稳定，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资金投入充分，资金使用科学合理，同时也吸引了众多企业和风险资金加入，资源开发、维护及共享的资金充裕且可持续；在技术环境方面，网络带宽、信息安全等互联网环境优异，教育资源开发维护所需要的技术人才、工具软件等技术资源可按需获得；在教育资源用户方面，用户需要的资源可以非常方便地获得，用户体验度高，用户自身的技术能力也能保证其高效地使用这些资源，且在很多情况下，这些用户在消费资源的同时对资源进行改造再生，从而自己也成为资源生产者。

在这种环境下，政府、资源共享者、资源消费者、平台提供商、交易商、基础设施提供商等主体围绕着资源共享这个核心价值，各取所需，进行高效的分工合作，是一个和谐而充满生机的教育资源大共享环境。当然，在该环境下，各种服务提供企业要注意加强核心竞争力的建设，作为资源共享者要随时收集消费者需求并作出迅速的反应；资源消费者也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应用能力并及时主动提交自己的需求；互联网运营商、交易商、技术支持商等技术支持服务者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服务改进，以提高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平台提供商也应积极与资源交易双方进行沟通交流，改进交易环境，提升交易体验感。

（二）最劣型环境

在最劣的环境中，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态度冷淡，对资源共享漠不关心，地方之间、区域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资源共享的行政壁垒重重；资源共享相关利益者为眼前利益所蒙蔽，对于资源共享认识肤浅，资源共享的行业组织根本不存在或形同虚设，社会对资源共享的认同度接近零；在资金投入方面，资源建设开发无资金来源，已开发的资源无法保障更新和维护升级，共享更无从谈起；在技术环境方面，网络带宽、信息安全等互联网环境恶劣，根本无法保障教育资源在互联网上进行使用和交流，教育资源开发维护所需要的技术人才、工具软件等技术资源获取途径单一且价格高昂；在教育资源用户方面，用户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可以获得需要的资源，或者历经艰难获得的资源却不是自己想要的，用户体验非常差，还有一部分用户信息技术能力非常差，甚至连上网都成问题，更不用说使用教育资源了。

在这种环境下，教育资源贫乏，共享无从谈起，前景黯淡，最多只能说是数字教育资源的萌芽期或起始阶段。这种环境是我国教育信息化起步阶段的情形，在该环境下，政府要积极引导，大力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企业和风投用有限的资金来投入试点，培训用户。

（三）趋优型环境

在改善型环境中，各种环境要素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资源共享的态度由冷淡开始变得积极起来，开始制定政策支持地方之间、区域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资源共享行为，消除行政壁垒；资源共享相关利益者开始关注资源共享问题，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有所加深，资源共享的行业组织开始形成，社会也日益关注资源共享问题；在资金投入方面，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变好，政府开始逐步加大投入资金，以支持数字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共享，这也引起了企业、风险投资者的关注，随着先期进入的企业的获利，将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在技术环境方面，网络带宽、信息安全等互联网基础环境逐步得到改善，各种法律法规也在逐步健全，教育资源开发维护所需要的技术人才、工具软件等技术资源获取途径逐渐丰富且价格也呈下降趋势；在教育资源用户方面，随着各种数字教育资源共享网站的出现，用户查找、使用教育资源的频率在增加，用户体验在逐步提高，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用户的信息技术能力也在逐步提高，甚至有部分用户在消费资源的同时尝试着对资源进行改造和再生。

在这种环境下，教育资源生产、交易、消费和共享环境都在发生改变，且向着有利于资源共享的方面改变。这是一个活力逐步增加、充满机会的环境。对企业来说发展潜力非常巨大，但由于环境变化太快，要时刻关注新技术、新政策等环境因素的改变。这种环境相当于我国教育信息化大发展阶段的情形，在该环境下，政府要加强重大资源共享工程建设，监控资金的使用，注意避免资源重复建设，加强区域内外资源共享的协调，消除行政壁垒，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等一线用户的信息技术能力的培训等。

（四）趋劣型环境

在环境恶化的模型中，各种环境要素在逐步变坏。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资源共享的态度由积极变得冷淡或消极起来，有些区域甚至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开始设置行政壁垒，阻碍数字教育资源共享；资源共享相关利益者对资源共享问题的兴趣开始下降，对其重要性的认识逐渐淡薄，资源共享的行业组织由于得不到活动经费保障和会员流失而开始消亡，社会对资源共享的关注也在下降，甚至出现大量有关资源共享的负面报道；在资金投入方面，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变，政府大幅减少资金投入，企业、风投也由于行业竞争的加剧，获利迅速减少，而逐步退出教育资源开发和共享；在技术环境方面，网络运营商、通信服务商、交易服务商等的服务价格越来越高，教育资源开发维护所需要的技术人才、工具软件等技术资源的获取价格呈上升趋势；在教育资源用户方面，用户对数字教育资源的消费比较成熟，要求也越来越高，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和成本的高企，部分数字教育资源共享网站提供服务的质量开始下降，资源消费价格不断提高，免费资源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资源共享网站或企业由于环境恶劣而退出经营，资源消费者对资源进行改造的兴趣也在下降，对改造后的资源要求收费后才能消费。在这种环境下，教育资源生产、交易、消费和共享环境都在发生改变，是大发展后的一种自我调节，对企业来说既有威胁也有机遇。行业内企业要加强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建设，降低成本，保存实力，争取活下来，同时也要积极探索其他盈利模式，进行差异化竞争，行业外企业要谨慎进入；在该环境下，政府对相关企业要加强监管，制定政策淘汰不合格资源共享者，避免无序竞争，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等消费者的权利保护。

以上构建的环境模型，对不同的主体来说，有着不同的含义。这里从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政府在数字教育资源共享生态系统中处于外部环境，通过其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甚至资金投入对该生态系统发生着作用。对政府来说，通过该模型可以帮助其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即政府通过模型来判断该系统处于什么状态，何时应该通过信息披露和政策法规来进行干预以及应该用多大的干预力度。

对企业来说，通过该模型可以帮助其明确自己当前所处的环境，找到自己在该生态系统中的定位，从而制定相应的策略来获得竞争优势和达成企业经营目标。

对个人（这里主要是指资源消费者）来说，可以在该模型的帮助下，分析当前我国数字教育信息资源评价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应该采取怎样的消费策略，要不要参与及何时参与到教育资源的改造和再生活动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