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铁矿石定价案例深度解析

（一）国际铁矿石市场情况

铁矿石作为一种基本的矿产资源，在一个国家的钢铁工业乃至国民经济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价格与钢铁工业乃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的深入，我国对铁矿石的需求也在增加。 但是，由于我国铁矿石资源品位低，选矿难和具有冶金特性，总体供应支撑能力不足。国内铁矿石供应一直不能满足钢铁行业的生产需求，导致我国铁矿石进口量持续大幅增长。 2020年，我国铁矿石进口量达到11．7亿吨，超过2017年的历史最高纪录10．75亿吨。虽然我国进口量在国际铁矿石进口贸易中占有较大比例，但我国在国际铁矿石市场中仍然缺乏定价权，只能被动接受价格。在2003—2010年期间，铁矿石价格持续上涨给我国造成了高达3 0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定价权的缺失不仅与我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所处的地位极不相称，而且直接关系到我国在国际铁矿石市场未来的发展前景。因此，提升铁矿石贸易的国际定价能力对我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全球铁矿石原矿储量基本集中于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和中国四个国家。根据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矿产品摘要，2015）估计，全球铁矿石储量大约为1 900亿吨，但铁矿石分布极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其中仅澳大利亚和巴西拥有的铁矿石储量就超过了全球铁矿石储量的三分之一。

在铁矿石主要生产国中，澳大利亚和巴西的铁矿石品位相对较高，我国的铁矿石品位相对较低，平均品位不足澳大利亚和巴西铁矿石的一半。因此，我国虽然铁矿石产量很高，但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并且从运输成本来看，亚洲市场的铁矿石主要来源于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出口，巴西出口的铁矿石主要满足欧洲市场需求。

在国际铁矿石市场中，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市场主要由必和必拓和力拓两家公司垄断，巴西的铁矿石市场主要由淡水河谷公司垄断；而铁矿石的需求方则包括中、日、韩、欧洲四大阵营，其中中国阵营由以宝钢为代表的16家钢铁厂组成。

（二）国际铁矿石市场定价机制沿革

1950年以来，国际铁矿石市场定价机制经历了多次变迁，如表5．1所示。定价方式主要有现货交易定价机制、长期合同协议定价机制和指数化定价机制三种方式。

表5.1　国际铁矿石市场定价机制变迁

1．20世纪80年代前的铁矿石贸易

在1950年以前，钢铁的生产规模不大，铁矿石的开采和使用集中在西欧、美国、苏联等国家，由本国开采或控制别国的矿山来提供资源。由于交易规模较小，现货交易即可保证交易双方的需求。现货成交是现货交易的主要标志，交易双方通过实际货物的品质和数量来敲定成交价格。现货市场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容易受操控，波动较大。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钢铁行业的快速发展且其国内资源匮乏使得日本成为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主要进口国。为了加强合作，双方开始签订短期合同，并在60年代后期逐渐演变成长期合同，铁矿石的采购量和价格都锁定在10—20年；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借鉴日本经验，大量进口铁矿石并签订长期合同，导致国际市场铁矿石供需日趋紧张。1975年，铁矿石出口国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建立了以巴西和澳大利亚为主的铁矿石出口国组织，以加强谈判力量，并将铁矿石贸易的长期合同改为短期合同。

2．长期合同协议定价机制的确立

“长协价”定价机制始于1981年，其主要内容是：铁矿石供给方和需求方签订长期（通常是10—20年）合同，只确定供给量，并不规定价格。铁矿石交易价格通过年度谈判确定，该谈判通常于每年11月开始，由全球铁矿石主要出口国的供应企业和主要进口国钢铁企业进行谈判。在谈判初期，我国并没有参与到“长协价”定价机制的谈判中，直到2004年，以宝钢为代表的中国钢铁企业开始参与到谈判中。

谈判惯例是消费商中的任意一方与供应商中的任意一方就价格达成一致后，谈判结束，国际铁矿石供需双方均接受此价格为新的年度价格，即首发价格。且铁矿石供应商在与第一家大客户达成价格协议时都会许诺，在与之后的钢厂谈判时不会给更低的价格，钢厂也会许诺，不会接受其他矿山更高的降价幅度。该价格对亚洲市场和欧洲市场价格有所区分，并且年度价格谈判只确定不同种类铁矿石价格，忽略同种类中的铁矿石品质差异。因此，同种类铁矿石只存在唯一涨幅或跌幅。

在“长协价”作用机制形成后，全球大部分铁矿石交易价都遵循该种定价机制。即使存在少量现货交易市场，但由于其体量较小，也无法对铁矿石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3．长期合同协议定价机制的瓦解

随着铁矿石进口量的增加，我国现货铁矿石市场规模扩大。一方面，由于国内大型钢铁企业对铁矿石的需求很大，因而可以与铁矿石出口国达成“长期协议价”。另一方面，由于中小型钢铁企业不能使用“长协价”进口国际铁矿石，只能在国内市场或现货市场上购买铁矿石。因此，随着中小型钢铁企业数量的增加，现货市场的规模也在扩大，现货价与长协价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

供给方三大巨头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基本不参加现货市场交易，因此随着现货市场中供给量的增长速度不及需求方的增长速度，铁矿石现货市场价格持续攀升。现货市场价格持续走高，在2004年超过了“长协价”，并且二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现货市场价格曾一度达到“长协价”的2倍。我国大型钢铁企业在达成“长协价”之后，又在现货市场上向国内中小型钢铁企业出售其用“长协价”买回的铁矿石，赚取二者的差价。

2008年，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三巨头针对铁矿石现货价超过“长协价”，且二者价差极大的情况做出回应。在新日铁和淡水河谷签订的价格合同中，“长协价”定价机制中不再遵循同类型铁矿石只存在唯一涨跌幅的定价原则，双方约定两种不同品质的同类型铁精粉价格分别上涨71%和65%。力拓和中国宝钢在之后也签订了涨幅不同的价格合同，首发定价原则被打破。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全球铁矿石需求锐减，我国钢铁企业希望大幅度降低铁矿石价格。因此，在新日铁和力拓签订价格合同后，因宝钢拒绝接受其价格，价格谈判相持不下，最终宝钢也未能和三巨头中的任意一家公司达成协议，“长协价”机制难以为继。2010年，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宣布从第二季度起实行“季度定价”，“长协价”机制最终解体。

4．指数化定价机制的形成

“长协价”机制解体后，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将定价机制改成了季度定价模式，同时也发展出了指数定价。所谓指数定价就是钢厂和矿山约定以前三个月指数平均价格确定为下一季度长期合同铁矿石价格，指数由第三方咨询机构公布。2011年，推行不到1年的“季度定价”机制再次发生变化，定价期限被进一步缩短至1个月，产生“月度定价”机制。由于“季度定价”和“月度定价”中的价格决定全部是依据铁矿石价格指数估计的，这一定价机制也被称作“指数定价”。

目前，在国际市场上比较有影响力的铁矿石指数主要有三个：一是普氏能源资讯的普氏指数；二是环球钢讯的TSI指数；三是金属导报的MBIO指数。其中，普氏指数作为世界三大矿业公司季度和现货贸易结算的定价基础，成为决定铁矿石价格的官方指数。

（三）中国参与铁矿石定价谈判的历程

21世纪以来，随着基建行业的快速发展，而国内铁矿石资源有限且品质较低，因此铁矿石进口需求日渐扩大，从2003年起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铁矿石进口国，我国的铁矿石需求已经影响了整个世界铁矿石的价格以及未来发展。也从这时起，我国钢企决定加入到世界铁矿石价格谈判中去。宝钢作为中国钢铁业的代表参与了2004年铁矿石年度定价谈判，到2010年为止，宝钢已经参加了7年的价格谈判。

2004年谈判：宝钢第一次代表我国参与谈判，谈判的格局是三对三，即供方——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力拓和巴西淡水河谷三大供应商，对需方——代表我国钢铁业的宝钢、代表日本钢铁业的新日铁和代表欧洲钢铁业的欧洲钢厂，供需双方交叉配对进行谈判。但当年宝钢并没有进入实质的谈判过程，新日铁主导了2004年铁矿石谈判，率先与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公司达成了18．6%涨幅的首发价格。

2005年谈判：宝钢正式参与定价谈判，最终新日铁与淡水河谷达成71．5%涨幅的定价结果，这是谈判历史上涨价幅度最大的一次，宝钢最后跟随其价格。但在这一年宝钢成功地说服必和必拓公司放弃运费差价要求。

2006年谈判：这一年的铁矿石价格谈判异常艰难，历经7个多月，最终巴西淡水河谷与德国蒂森克虏伯敲定19%的涨幅，高于市场预期。宝钢认为此价格没有考虑到我国因素，要求继续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未果，只能接受。

2007年谈判：宝钢和淡水河谷达成首发价格，其中粉矿上涨9．5%，块矿上涨9．5%。当年现货价远超长协价，拥有长协资质的大中型钢企迎来最滋润的一段日子。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铁矿石的定价决策，之后铁矿石的现货价格一路走高，证明了宝钢这一次及时决策的正确性。

2008年谈判：日本新日铁、韩国浦项和巴西淡水河谷达成首发价格，中国表示跟随，其中粉矿上涨65%，块矿上涨71%。因为力拓对此谈判结果不认可，宝钢在6月24日重新与力拓确定长协价格，其中粉矿上涨79．88%，块矿上涨96．5%，长协价格“无条件跟随”模式随即被打破。淡水河谷对力拓达成更高涨幅的长协价很恼火，长协机制出现裂痕。下半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长协价自2003年以来首次高于现货价，这也使得我国钢企大面积毁约，拒绝执行长协价，转而从现货市场大量进货。这也为日后三大矿山毁约留下了把柄。

2009年谈判：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钢铁企业大面积减产，铁矿石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我国在谈判中首次掌握主动权，提出要降价40%以上，但随后新日铁与力拓达成降价33%的首发价，中方拒绝接受。但金融危机阴影比预期散去得更快，铁矿石现货价逐渐超过长协价。最终我国钢企也按照日本的首发价进口铁矿石。这一年中方与三巨头的铁矿石谈判实际无果，长协价机制溃堤加速。

2010年谈判：2010年，三巨头先后弃长协机制而去，并一致推行与现货市场紧密挂钩的季度定价方式。全球钢企无一例外反对这一新机制，然而经济复苏，钢铁行业大量增产导致铁矿石供不应求，钢企最终被迫接受季度定价，业界普遍认为长协机制至此崩溃。

表5.2　我国参与铁矿石定价谈判历程

（四）我国进口铁矿石价格走势

以近十四年（2007—2020年）我国铁矿石进口年平均到岸价为数据源，分析其价格走势，可见铁矿石价格具有明显的波动，如图5．1所示。

图5.1　我国2007—2020年进口铁矿石年平均到岸价（美元/吨）

从2007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对铁矿石的需求量大幅增加。由于国内铁矿石供应量不足，因此钢铁企业需要进口大量铁矿石；国际铁矿石海运费飙升，带动铁矿石进口价格大幅攀升，在2008年8月达到154．5美元/吨的历史新高。

在2008年铁矿石价格创历史新高后，全球金融危机对大宗商品的需求造成巨大冲击，钢材价格的大幅下跌导致企业收益急剧下降，世界各大钢铁生产国均出现明显减产，使得铁矿石需求受到明显压制，铁矿石现货价格更是节节下调，同时牵引铁矿石长期合同协议价格有较大幅度下调，在2009年6月回归到68．1美元/吨的低位。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特别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铁矿石需求量迅速回升，铁矿石价格也随之上升，在2011年9月我国进口铁矿石平均价格上调至175．9美元/吨，重新达到历史高峰。

2011年9月以后，由于欧债危机不断升级，我国经济增速也有所放缓，铁矿石市场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进口铁矿石价格急速下降，2015—2016年，我国进口铁矿石平均价格一直在60美元/吨上下低位徘徊。

2016年以来，我国地产强势周期的重启带动钢材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改善了供给结构，钢铁行业的春天再度来临，带动铁矿石价格也迎来明显复苏。在此期间，由于钢厂利润处于非常高的水平，钢铁企业偏向于加速增产。虽然后续打击地条钢后废钢价格大幅下降对铁矿石需求及价格形成一定挤压，但由于2019年初巴西矿难及澳大利亚气候因素的影响，造成铁矿供给大幅缩减，阶段性的错配使得铁矿价格大幅抬升。

回顾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我国经济率先复苏，钢铁产销两旺。全国粗钢产量升至10．53亿吨，同比增长5．2%，创历史新高。进口铁矿石量增价涨：2020年，进口铁矿石11．7亿吨，同比增长9．5%，平均价格101．7美元/吨，同比增长7．3%。(www.zuozong.com)

展望铁矿石价格走势，业界普遍认为，供需基本面并不支持过高的铁矿石价格，回归正常区间是大势所趋。综合多种因素判断，2021年铁矿石价格呈现高位震荡态势的概率较大，铁矿石供需总体平衡，由于海外需求继续复苏，全球铁矿石仍然处于紧平衡状况，价格不大可能出现大幅下降。

（五）铁矿石定价机制对钢铁企业的影响

1．对企业交易成本的影响

指数定价机制相对于“长协价”定价机制来说会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Williamson（1975）把交易成本区分为搜寻成本（商品信息与交易对象信息的搜集）、信息成本（取得交易对象信息与和交易对象进行信息交换所需的成本）、议价成本（针对契约、价格、品质讨价还价的成本）、决策成本（进行相关决策与签订契约所需的内部成本）、监督交易进行的成本（监督交易对象是否依照契约内容进行交易的成本，例如追踪产品、监督、验货等）、违约成本（违约时所需付出的事后成本）。指数定价机制和“长协价”定价机制在交易成本上做一个比较，如表5．3所示：

表5.3　指数定价机制与“长协价”定价机制的交易成本比较

续表

注：资料来源于钱成《铁矿石定价机制研究》。

从表5．3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指数定价相比较于长协价定价机制来说大幅提高了铁矿石的交易成本，这无论是对钢厂还是对矿山都是一种损害。虽然在指数定价机制下，违约成本有所降低，但这是以信用的损害为代价的，而信用本身即是衡量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的一个指标。

2．对企业管理成本的影响

从“长协价”定价机制到指数定价机制的转变，对钢铁企业和矿山企业的内部管理运营都会产生影响。比较而言，由于钢铁企业既要面对价格波动，又要为了降低原材料的采购成本而需要根据市场情况对供应商进行判断和选择，因此定价方式的转变对钢铁企业的影响更大。不停更换供应商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铁矿石采购品种的不稳定，也会使企业通过配比使用的铁矿石品质出现波动。这一点对于大型钢厂的大型高炉影响甚大，因为大型高炉对铁矿石和焦炭等原料的配比要求十分严格，都是经过严密计算所得出的最优出铁效率的配比，因而，一旦出现波动，就会影响生铁的产量，并增加冶炼成本。原料的配比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多年的经验总结和详细测算，因此，铁矿石品质的波动对生产决策是一个较大的挑战。

（六）我国进口铁矿石定价权缺失原因分析

一般而言，国际定价权往往指的是某地或者某个机构在某种商品上的定价能左右或者严重影响国际上对该商品价格的定价的能力。归纳起来，我国进口铁矿石定价权缺失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铁矿石需求的增长

从近些年国际铁矿石的供需关系来看，铁矿石的主要进口国日本、韩国，其铁矿石的需求量一直保持稳定，而我国铁矿石需求量的扩大打破了原本全球铁矿石市场的供需平衡的状态。据有关数据统计，我国进口铁矿石数量一直以来在我国铁矿石的总需求中占有很大比例。因此，为了填补越来越大的铁矿石供需缺口，我国只能在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中被迫接受铁矿石的大幅度涨价，以获得充足的铁矿石供给。

2．我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偏高

我国进口铁矿石定价权缺失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国内铁矿资源的保障程度较低导致对外依存度高。我国铁矿资源禀赋不佳，贫矿多、富矿少，贫矿储量占总储量的96%，其中95%以上是难以直接利用的贫矿，利用成本较高；国产铁矿石平均品位在26%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而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品位在 63%左右。还有就是我国铁矿石综合成本过高，我国铁矿石资源分布分散、类型复杂，增加了开采难度和生产成本，导致我国铁矿石开采成本远高于世界范围平均采矿成本，而澳大利亚和巴西的采矿成本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国内铁矿石的生产技术已陆续淘汰，进口铁矿石的价格又相对较低，因此铁矿石需求量的日益增长造成了我国对国外铁矿石的进口依赖度较高。

3．钢铁行业集中度偏低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由于外部竞争环境的日趋激烈， 之前一些强势企业开始逐步从对立竞争转向合作垄断竞争， 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等钢铁主要生产国家或地区的钢企兼并重组盛行，使得钢铁产业集中度明显提高。虽然我国国内排名靠前的几家钢企产能在国际上也名列前茅，但是国内钢企的整体布局较为混乱， 建厂没有统一的规划。随着我国对铁矿石进口依赖度的增加，我国钢企不合理的产业布局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在众多钢企中，除了宝钢靠近港口之外，其余大多数钢企都是建在原料产地附近。同时，铁矿石的进口企业数量众多而且不集中，缺乏相应的协调机制，所以不能形成规模经济，最终导致过度竞争和竞相抬价。这不仅不利于我国钢铁市场的稳定，更使得我们国家在外部的激烈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削弱了我国铁矿石议价能力。

4．国际铁矿石市场寡头垄断

国际市场寡头垄断及供方联盟是导致我国进口铁矿石定价权缺失的直接原因。根据国际钢铁协会的数据可知， 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和南非几个国家的铁矿石出口量占全球总出口量的80%以上，而必和必拓、力拓和淡水河谷掌控着全球铁矿石70%以上的海运量。三大巨头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而组成同盟， 有时甚至通过减产营造资源紧张的假象，共同谋取国际铁矿石高价， 形成寡头垄断的市场格局， 从而造成铁矿石国际贸易价格的大幅上涨。而且现在世界铁矿石供应商巴西、澳大利亚等国企业通过大规模的兼并与收购，提高了市场集中度，对市场的控制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在这种形势下，铁矿石供应商争取了更多的话语权，而市场的需求者只能受制于人，承受高昂的铁矿石价格。

5．资源竞争中政治因素的影响

铁矿石定价谈判中，政治因素也是影响定价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的资源储备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该国的实力与国际地位。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需要从市场上大量进口短缺的基础资源，这势必会形成与其他国家争夺资源的局面。而在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强的同时，一些发达国家认为中国的崛起可能会改变世界现有格局，近年来甚至一些国家提出“中国威胁论”的说法，所以他们想利用贸易、能源等筹码来限制中国的发展。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源向来都是国家决定战略方向的重要因素，资源价格的上行将提高我国经济的发展成本，并延缓其经济增长的速度。

（七）提高进口铁矿石定价权的对策建议

针对我国进口铁矿石定价权缺失的原因，我们应该有针对性地解决。

1．提高行业集中度，建立价格联盟

我国要想真正地转变成钢铁强国，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争取更多的定价权，最关键的则是钢铁企业整合，提高产业集中度。

首先要提高进入门槛，用提高准入门槛的办法强制淘汰高耗能、高污染和低效益的小型钢企。国家应该在生产规模、环境保护、生产安全等方面对现有的中小钢铁企业进行整顿。关闭污染严重、耗能大的小高炉企业，鼓励大型企业对中小钢企进行兼并重组。其次要强强联合，用参股控股的办法对大中型企业进行兼并重组，组建几个规模庞大、实力雄厚的钢企集团，发挥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这么做一方面能减少企业的数量，另一方面能提高大型企业的生产规模与实力。除此之外，还要完善钢厂布局。我国很多钢厂都实行靠近原料产地建厂原则，这样做会大大地提高运输成本。因此，应合理安排布局，实行临港而建原则，最大限度地缩短运输距离，减少生产成本。

2．建立国家铁矿石战略储备体系

建立铁矿产品和产地相结合的战略储备体系，是国家实施铁矿资源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可以提高铁矿资源的保障程度，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国际铁矿石市场中的定价话语权。战略储备具有蓄水池的功能。第一个功能是保障供应安全，资源充足时“蓄水”，避免浪费；资源紧缺时“放水”，保证供应。第二个功能是保证价格平稳。铁矿产品储备作为短期储备，通过控制铁矿资源的供应时机和供应数量，可以有效缓解铁矿资源供需矛盾及价格的剧烈波动，有利于稳定国内市场、平抑我国进口铁矿石的价格。实际上，战略储备还有第三个好处，就是低买高卖赚取差价。应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和稀土储备的管理方式和运营模式，提高我国铁矿石储备的能力和效率。产品储备由国家和企业共同参与，在国家储备一定规模铁矿的基础上，再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建立铁矿产品储备。铁矿产地储备是为了国家中、长期战略储备而设立，通过调控资源勘查开发时空布局，调整资源在代际之间的分配，重在提高铁矿资源的保障程度。

3．实施铁矿石“走出去”战略，调整利用境外资源结构

在国际铁矿石市场高度垄断的格局下，我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铁矿石“走出去”战略，调整利用境外铁矿石资源结构，进一步提高我国进口铁矿石的定价权。可以通过控股、参股、收购等多种方式掌控海外矿产资源。除此以外，还应积极寻找矿业权合作，或在有重大找矿前景的地区登记矿业权，通过持续的勘查投入，在境外力求建立长期稳定、可靠的铁矿石供应基地。在进行海外权益投资时应注重投资渠道的多元化，以分散投资风险，同时避免资源进口来源的过于集中。要充分利用我国的政治和地缘优势，以铁矿资源丰富的“一带一路”周边、非洲和拉美国家为重点，实现我国铁矿资源供给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例如我国的周边国家哈萨克斯坦、印度等，这些国家不仅同样有丰富的铁矿石储量，而且与我国的距离较近，能够节省运费从而降低进口成本。这种投资权益的多国别化同时利于打破国际三大铁矿石供应商的寡头垄断地位，为我国赢得一定的定价权力。

4．加强铁矿资源运输通道建设

我国已是全球屈指可数的“世界工厂”和装备制造大国， 造船能力世界领先，却没有自己的远洋运输船队，对外依存度高的大宗商品如原油、LNG 和铁矿石的运输需要委托国外的船运公司，海上长距离运输不仅增加了利用成本，更重要的是加大了利用风险，因此组建自己的运输船队、加强铁矿资源运输通道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利用我国托运量大的优势至少与国外船运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签订长期运输协议，以稳定价格和供应；着力加强中巴经济走廊，尤其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投资建设，建立多元化、多选择的铁矿资源运输通道网络，进一步减少对马六甲海峡运输通道的依赖，提升我国铁矿石进口运输通道的供给安全，提高我国进口铁矿石的定价权。

5．与其他企业形成国内、国际采购联合体

对于国内企业来说，应该建立采购联盟。采购联盟的优势在于：可集中数量优势以实现价格优势；可避免不必要的重复采购；可减少联盟企业之间不必要的竞争和冲突。因此我国的钢铁企业应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市场上采购铁矿石，发挥联盟统一协调作用来负责进口铁矿石的采购，这样既可避免国内企业互相之间的恶性竞争，又可避免被对方“策反”，从而积极应对垄断企业的抬价行为，增强铁矿石定价的话语权。

对于国外其他钢企，可以与其联合。就目前而言，铁矿石寡头供应商之间的供给联盟相对稳定，定价能力也相对稳固。在铁矿石国际市场已形成供方高度垄断的格局之时，各需方应坚持反垄断措施，组织更为强劲的需方力量与供方相抗衡。与有着共同利益的外国钢企结成国际同盟，盟国之间应定期就铁矿石的供需和价格交流意见，制定统一的价格目标和计划策略，以确保铁矿石价格的合理制定，从而从供方高度垄断的市场为自身争取更多的利益和话语权，实现各需方共赢的局面。

6．提高开采技术，加快国内矿产的开发和利用

虽然铁矿石原矿产量不足以影响进口价格的波动，但是国内资源的开发对于我国能源安全有着重要意义。国内铁矿业要有序发展，国内矿山和国外矿山的互补才能形成合理资源保障体系，国内原矿产量的提升可以提高资源自给能力，有效缓解对外资源依赖，打破卖方垄断的局面。虽然我国铁矿石储量丰富，但是低级别和低品位矿石的比例却相当大，并且开采难度较大。因此，我国企业应加大对贫矿开采技术的研发力度，引进国外的先进开采技术，提升对资源开采的科技含量。对于进口的资源性产品，企业应致力于提高对其的利用率，使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为此，需提高相关资源性产品的冶炼与深加工水平，设定激励机制鼓励技术的研发与改进，以此来改善铁矿石的资源浪费和利用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