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远儒而近法，作为儒家异端的荀学

在“排荀运动”中，名声最大的无疑是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对于荀子的批评，则需置于19世纪末晚清的今古文经之争的背景下，方可理解。

晚清以降，面对异国势力的入侵，清廷遭遇一连串的挫败，治下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是时，有志之士纷纷喊出变革维新的口号，希冀变法，力图富强。面对强大且顽固的政治保守势力，同时亦为了寻求变法在思想上的正当性，作为晚清今文经学家的康有为，立足于古典学问的着眼点，试图从儒家的古典学问基础中寻找出新的可能。康有为找到了着眼点春秋公羊学，从中提炼出三世说的法理，认为孔子微言大义，是有维新变法的思想传统的。在康有为的三世说中，据乱世、升平世为荀之小康，而太平世为孟之大同。要进入大同之境的太平世，就必须舍弃荀子的小康之学，而这也正是变法的缘由。康有为认为，“孔门后学有二大支：其一孟子也，人莫不读《孟子》，而不知《公羊》正传也；其一为荀子也，《榖梁》太祖也”。[13]

梁启超沿袭了其师康有为的说法，认同孟子传孔学之大同之学，荀子传孔学之小康之学。“大同之学”的特征是“天下为公”，小康之学的特征是“天下为家”。如同康氏，早年的梁启超同样追慕“大同”的理想世界。但不幸的是，自汉以后，所流传实际是荀子所传之小康之学。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梁启超写道：

人好其私说，家修其旧习，以多互证，以久相蔽，以小自珍，始误于荀学之拘陋，中乱于刘歆之伪谬，末割于朱子之偏安，于是素王之大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令二千年之中国，安于小康，不得蒙大同之泽，耗矣哀哉！

吾中国两千年来，凡汉、唐、宋、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凡中国两千年先儒所言，自荀卿、刘歆、朱子之说，所言不别其真伪精粗美恶，总总皆小康故也。[14]

正是基于这样的“大同”“小康”之判，梁启超同样把“荀学”划成了“二千年之中国”不蒙先生大同恩泽的缘由。与此相应，梁启超对于儒学史的也做出了并非历史的估量，他告诉我们：

小康之义，（孔子）门弟子皆受之，而荀卿一派为最盛，传于两汉，立于学官，及刘歆窜入古文经，而荀学之统亦篡矣。[15]

自汉以后，名虽为昌明孔学，实则所传者，仅荀学一派而已，此真孔学之大不幸也！[16]

梁启超说孔学所传仅荀学，这当然并非实情，更多是一种修辞策略。在此，梁启超的潜台词是将荀学当作了之前两千年中国的统治之术的代表，并以此区分，将其作为治理之道的孟学相对待。梁启超认为，表面看学术上是孟学不彰而荀学昌明，但实际上是国家治理依“术”而不靠“道”，才导致了现今中国之困境。因是之故，欲变法维新，在思想上首要“排荀”。然而在具体的行动上，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确是颇多犹豫的，但他的追随者比如学生梁启超则坚定地以此为据，攻击荀学。

梁启超是否真诚服膺康有为的三世说，抑或只是借此为幌来表达其革新变法诉求，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据此对荀学的批判确可以引出我们更深的思考。

在康有为关于荀孟的区分中，其理论只是大致对照了小康和大同两个概念，并附会出与三世说相对照的内涵，整体的表述是相当粗陋而有破绽的。自先秦以来，荀孟之学始终处于一种张力关系之中，一方面他们都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在谁才继承了道统的问题上，又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李泽厚讲道：(www.zuozong.com)

孔孟以“仁义”释“礼”，不重“刑政”；荀则大讲“刑政”，并称“礼”“法”，成为荀学区别于孔孟的基本特色……同样是所谓“修身”，与孟子大讲“仁义”偏重内在心理的发掘不同，荀子重新强调了外在规范的约束。[17]

加之荀学本身所言的“王霸并用”，这些都容易为荀学招来成为专制意识形态的口实，从而引发后来的攻击。

至少在梁启超这样的荀学攻击者眼中，荀学并不只是儒家之学，荀学作为儒家的异端，非但没有传承孔子的精义，反而扭曲了儒学的道统。在其看来，荀学远儒而近法，带有很浓的法家意味，而且由于荀子本人也是韩非、李斯的老师，于是则又有了法家以荀为宗的说法。梁启超写道：

自荀卿受仲弓南面之学，舍大同而言小康，舍微言而言大义，传之李斯，行教于秦，于是孔子之教一变，秦以后之学者，视孔子如君王矣。[18]

荀卿之学，辨析名实，综明度数，故李斯韩非传之，流为法家一派。[19]

荀子生战国末，时法家已成立，思想之互为不影响者不少，故荀子所谓礼，与当时法家所谓法者，其性质实极相逼近……荀派所言之礼，则其机械性与法家之法何择？[20]

通过对师承关系的追溯，梁启超将儒家“异端”荀子定位成了法家的开山祖师。荀子讲“礼”，也不再是儒家“礼乐”框架中，明序而和乐的仁义秩序，而是成为辨析综明的现实度量，由此而失去了价值的维度，沦落成了机械性的现实功利道具。然而，我们要知道“礼”和“法”的关系始终是复杂而存在张力的，梁启超轻率地将荀子所谓之“礼”与法家所谓之“法”关联等同，显然有失偏颇，同时这样的看法，不单大大简化儒学内部的复杂问题，同时也简化了先秦儒学与其他诸子相牵涉的复杂情况。

有了上述的思想背景，我们也就是不难理解梁氏对于《荀子》的看法，他说：

《荀子》全书提其纲领，凡有四大端：一、尊君权。其徒李斯传其宗旨，行之于秦，为定法制，自汉以后，君相因而损益之，二千年所行，实秦制也，此为荀子政治之派。二、排异说。荀子有《非十二子》篇，专以攘斥异说为事，汉初传经之儒，皆出荀子，故袭用其法，日以门户水火为事。三、谨礼仪。荀子之学，不讲大义，而惟以礼仪为重，束身寡过，拘牵小节，自宋以后，儒者皆蹈袭之。四、重考据。荀子之学，专以名物制度训度诂为重，汉兴，群经皆其所传，龂龂考据，浸成马融郑康成一派，至本朝（清）而大受其毒，此三者为荀子学问之派。[21]

相较于夏曾佑仅仅从宗教改革的立场出发，以及谭嗣同仅仅从反君权反专制的角度批驳荀子。梁启超在“排荀运动”中的响应显然更为立意广大，他通过对于荀子的非议，所要表达的是，既要反对政治上的专制，又要反对学术上的专制；既有对古之学问的不满，又有对今之现状的批评。尤其最后对清朝考据之学的批判，更是让我们看到，可能梁启超的出发点，确是在今而不在古，高举打倒古人的大旗，所做的其实是对于今人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