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剧和对自由的渴望

具备政治头脑的莎剧读者会将这两部四联剧解释为报应式的神意历史，或者马基雅维利式策略教训，或者对当时政治的评论，或者颠覆或维持政治意识形态的尝试。如上所述，这一节只讨论前两种解释：作为神意历史的英国历史剧、作为马基雅维利式“历史范本”的英国历史剧。

《理查二世》中，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的“权杖之岛”演讲，很好地把握住了神意论的两种不同方式之间的分歧。冈特的演讲歌颂了“这国王的御座，这权杖之岛，这片威严的土地，这战神的席位，这新的伊甸园，这地上的天堂……这幸福的国土，这个英格兰”（II.i.41-67）。这种对历史的严格神意论的阐述，将王国后来的困厄解释为“惩罚篡夺神明授予的国王皇冠的行为”。支持这种解释的是，莎士比亚业已表明，挑战神圣权利的做法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当神圣权利被阻断时，国家内战肆虐，参与篡权者也会为自己的良知所困，比如以亨利四世为例，他承诺到耶路撒冷朝圣，以弥补自己的道德过错。

另一方面，莎士比亚的戏剧背景将“这个英格兰”与理查二世时期真实的英格兰作了鲜明对比。就如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二世所认为的，政治行动无法“抹去一位受膏君王身上的油膏”，然而贪婪、过度的宽恕和法庭上奉承者带来的压力，更令英国极其贫乏。在莎士比亚笔下，理查二世最终被勃林布鲁克（Henry Bolingbroke，后来登基为亨利四世）黜免的事，看上去既是一种政治僭越，也是一种政治解放。同样，在理查二世糟糕的统治期间以及统治结束之后，英国都遭受过惩罚，这似乎意味着返归到过失发生之前的境况，或者上帝意志的不可预测。

如果上帝是出于英国犯下的某个特定过错而对其施加惩罚，那么，莎士比亚却没有做出任何尝试，以图澄清这一点在模棱两可的《理查二世》中是否准确。出于上面提到的原因，将对神圣意志的强调解读为第一部四联剧——《亨利六世》的三部戏和《理查三世》——中的导引线索的做法，或许就更让人信服了。剧中王国的混乱无序状态，可以被解释为不敬虔篡权的直接后果。连续几任兰开斯特国王都犯下了这一罪过，直到后来理查三世这位“上帝之鞭”“行刑者”和“刽子手”（莎士比亚笔下的亨利六世的原话）实施诡计，声称自己是“天赋圣职”，为都铎王朝的开辟打下全新的基础。

在这一解读中，篡位者亨利四世在历史剧中处于一个道德低点，而亨利五世与他父亲相比有着很大的进步，在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理查三世治下的英国呈现出一片错乱景象之前，亨利五世曾为英国带来“巅峰辉煌”的时期。[32]当然，对戏剧的这种解读导致的问题是，在第二四联剧中因为过分虔诚、缺少谋略而一直受到批判的亨利六世，并没有因自己的虔诚而受益，反而深受自己谋略欠缺之害。如果莎士比亚想表明的教训是一种神意论式的解读，那么，反兰开斯特的“上帝之鞭”对虔诚与否似乎都同样报以蔑视，但是，这观点若能够成立，只能以莎士比亚下述看法合理为前提，即理查二世之篡夺王位极其恶劣，甚至令亨利四世、五世和六世都沾染上不可磨灭的污点。

对这两部四联剧还有另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一个有过错的君王（理查二世）偷窃了他的臣民的祖传财产，就像爱德华四世一样，君主偷了他的臣民们的女人（《亨利六世》下篇，IV.iii.36-40；《君主论》，第十七章，页67）。理查二世的失策行为扰乱了王国，并激起了由被放逐的勃林布鲁克领导、由帕西（Henry Percy）辅佐的贵族联盟的反抗，这形成了亨利·勃林布鲁克通往成功的“阶梯”。莎士比亚对亨利四世统治的后续描述，勾勒了[当时英国的]的力量对比和宗派冲突的总体情形，该冲突始于亨利四世与帕西家族（Percys）之间不可避免的争执，后者将亨利四世扶上王座后，发现自己也可以夺权。这场冲突的胜利者是强大的亨利四世和他强大、奸诈的儿子，这个儿子将真实的自己隐藏在放荡的面具背后，只在机会成熟时才显示自己真正的政治才能。在亨利五世忙于“冲昏的头脑/伴以[不断的]外交争执”的辉煌统治之后，他的早逝以及亨利六世短暂统治期间的纷争，导致了法国的沦陷、护国公葛罗斯特的被害和内战。权力空缺时期，爱德华四世上台当政，他因为被欺骗而处死了自己的兄弟，而他的另一个兄弟理查，则借此机会杀死了他所有的竞争对手，直到自己成为最后几乎唯一存活的人。这一英国历史剧的简史表明，对取得和维系权力的马基雅维利式见解是成败的关键，以及通常的马基雅维利式策略（使用自己的武器，以压倒性的力量从内部统治领土）才是有效的策略。

如果我们以马基雅维利的方式（“历史作为谋略”）来阅读第一部四联剧，那么，莎士比亚对玫瑰战争的阐述，可以解读为对狭隘和粗鄙的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控诉。在其父剑桥伯爵理查叛国后，约克公爵企图确保自己的地位；亨利六世背后的实际掌权者萨福克公爵是热切追逐统治权的叛逆者；红衣主教温彻斯特（Henry Beaufort）则以与护国公葛罗斯特之间的个人恩怨为出发点；而“拥立国王者”沃里克令被拥立的国王身处这样一个国家——支持和维持政治野心的良好理由都要让步于个人事物的安排。

反讽的是，有着众所周知的马基雅维利式的理由拒绝这些竞争要求，其方式即消除血统和严苛的手段。但是，目前我们还不清楚，莎士比亚笔下的玫瑰战争展现的，究竟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带来的结果，还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操作手段被误用，甚至未被充分利用的案例（《君主论》，第三章，9；第八章，37-38；第十七章，65）。

随着英国从莎士比亚笔下的冈特描述的诗意统一转向衰败，在受到了亨利五世的短暂阻遏后，英国国内充斥着玫瑰战争时期无政府主义政治的动荡不安，所有的忠诚和政治承诺都为党争所左右。[33]在比这些英国历史剧更早的时候，莎士比亚曾描述过一个王国，如《亨利四世》（中）里王室首席法官所言，这个王国能给那些言行举止“充满荣耀/由自己的灵魂公正地领导着”的人们保留位置。新登基的亨利五世，也就是曾对那位首席法官施以身体虐待的人，则在服从曾被自己伤害的首席法官时声称，应该以一种“大胆、正义和公平的精神”来执行正义。但随着戏剧的进程，个人欲望和恐惧似乎使人虽效忠于国土，或是效忠于兰开斯特党、约克党或任何派别，却没有任何安全感。《理查三世》结尾的局面是，不可能有任何潜在的合法联盟，也不可能参与一种合法的政府，面对如此局面，理查的唯我主义似乎显得情有可原了；而关于政治秩序的崩溃，莎士比亚似乎提出了一种彻底世俗化的、政治性的阐述。(www.zuozong.com)

然而，莎士比亚在好几处暗示说，政治实践与个人幸福无法调和，借此，他严正批判了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体（city）比灵魂优先的观点。[34]在玫瑰战争的糟糕日子里，父子之间的政治冲突广为人知，这导致了《亨利六世》下篇中父子相残的非自然事件的发生（II.v.55-124）。

最重要的是，当莎士比亚笔下的角色最后必须正视自己生活的全部价值时，面对此景他们感到的是犹豫不决和遗憾。以《亨利四世》中篇的霍茨珀（Hotspur）和《亨利六世》下篇中的沃里克这两个人为例，他们痴狂于政治的诱饵调包手法，在这种手法中，人们追求荣耀和统治，不惜放弃自己的生命。以亨利四世为例，他痛苦地赢得皇冠，但这场胜利似乎只带来了更多的痛苦（《亨利六世》中篇，V.iv.194-222）。以沃里克为例，这位拥立国王者所得到的土地只如其“自己身体的尺寸”大小。[35]同样，在亨利五世著名的庆典演讲中（IV.1.281-335），他赞美了那些白日工作、能睡个安稳觉，且“从未见过可怕夜晚”的日工们的生活（《亨利五世》，IV.i.329-31）。在所有这些演讲中，莎士比亚都表明，那种最终导致权力稳定平衡的动因，即追求统治的欲望，给心灵和肉体带来的痛苦要多于快乐。在莎士比亚笔下的所有角色中，理查二世恐怕是最难以完全保证其统治意义的人（《理查二世》，III.ii.83-88），他一语道出人类的野心和局限之间难解的紧张关系：

和你一样，我的生活中也需要面包，

会感受到欲望，品味悲伤，需要朋友：

那么，你还怎么能说我是一位君王呢？（III.ii.175-77）

如果说，这并不是对共和主义自治的确切论证，那么，它无疑也会使我们怀疑，把主权托付给一个弱小的个人是否正当。它同马基雅维利式的历史观恰成对比，因为马基雅维利强调说，他所有渴求权力的读者都应有足够的审慎与精力。莎士比亚在戏剧中所呈现的，不仅有获取的渴望，还有反对任何政治占有行为的、有道德且审慎的思考（《君主论》，第九章；《论李维》，第一章，58，117-118）。

我们从英国历史剧中可以推断，政治自由并非只在于权力的攫取和维持。如果说，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政治史是能够且应当应时而变的行为模式的交替更迭，那么，莎士比亚想强调，马基雅维利所赞扬的[历史]过程将付出过高的人性代价，成为马基雅维利所赞赏的人也要付出同样的代价。那么，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中的自由，绝不是这样的自由：成为一个“永恒共和国”中承担非人工作的有用工具。[36]当“繁华”（ceremony）的虚伪繁荣带来不竭的疲惫哀叹，莎士比亚提醒他的读者，我们在占有时的快乐是有限的。由此，他还提醒读者注意，权力的获取中也存在着非马基雅维利式的局限。[37]对于那些思维简单或庸俗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莎士比亚问道：当我们阅读和理解了马基雅维利主义之后，我们对“世界上的事情”能了解多少？在下一节中，我讨论的是，莎士比亚认为自己的政治理论同个人灵魂中的幸福与安宁息息相关。[38]不过，我还是认为，他对马基雅维利的批判是一种内在的批判，因为马基雅维利洞察到控制政权的派系更迭周期很有必要，而莎士比亚的目的在于，在马基雅维利的洞见之内，或至少在不远处，他能够提供对灵魂的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