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孔乙己》作者的一篇小说《笑》

《孔乙己》这篇小说简直是用“笑”贯穿着的，“笑”声里的“苦人”孔乙己的悲凉越发得以凸显。作者透过现象分析到了嘲笑他的社会根源：孔乙己有他的悲哀，有他的缺点，他竭力想跟小伙计搭话，他有跟别人交往交流的殷切而且合理的意愿。但是，所有在场的人却全不理睬这种作为正常人的最基本也最合理的欲求，只是无端把孔乙己取笑一番，以取得无聊生活中片刻的快活。这有力地表明：当时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种渗透到骨髓里的冷漠无情已经到了叫人窒息、令人绝望的程度。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别人的生活反正是无聊，孔乙己来了，把他取笑一阵，仿佛觉得快活，骨子里还是无聊；孔乙己不来，没有取笑的对象，也不过是依旧的无聊。

在这里，“长衫主顾和掌柜”对孔乙己的鄙夷嘲笑，“短衣帮”对孔乙己的取笑和奚落，都是借此换得“鉴赏”他人苦痛的满足以自娱自乐。“有的是有意奚落，有的只是附和着笑笑”，认为短衣帮的“这种‘哄笑’未必含有恶意。取笑孔乙己的，大约也还是‘无恶意的闲人’”。自然，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众多的短衣帮中的人可能会有区别，他们取笑孔乙己的程度和动机也会有所不同。但是，在小说的实际描写里，是很难看出什么明显区别的。鲁迅没有指出哪个具体人的名字，也不作具体的单个的描写，而是把他们作为一个统一的群体，呼之为“短衣帮”，可见作者是无意再对短衣帮作详细的具体的划分的。这样描写，正是强调取笑孔乙己的是“一般社会”中的一般人们。它具有相当大的广泛性，包容面很大。由此，显示出“对于苦人的凉薄”，乃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是社会舆论的共同特征，进而反映出“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身上同样存有冷酷与麻木，说明“改造国民性”，进行思想革命的艰巨性和重要性。

小说以“笑”贯穿全文，使孔乙己在笑声中出场，最后在笑声中离开生活舞台。这既是对孔乙己的性格批判，也是对社会的冷酷、群众的麻木的批判，更是对罪恶的封建制度的无情鞭挞。作者以笑写悲，一方面是悲惨的遭遇和伤痛，另一方面是无聊的逗笑和取乐，让人们从笑声中体会到人情冷暖。因为世态炎凉，封建文化教育的罪恶，封建社会制度的黑暗、冷酷，所以孔乙己的悲剧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www.zuozong.com)

孔乙己穷困潦倒、自命清高，被人们作为笑料。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站着喝酒是因为他的贫穷和短衣帮无异，穿长衫又是读过书的标志，是引以为傲的事情，这件长衫“又脏又破，仿佛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还要执着地穿着。这样的身份遭受人们的讥笑，不光“长衫主顾”瞧不起他，连“短衣帮”也嘲笑他。他既未能进学，又不会营生，好喝懒做，帮人抄书，没几天就连人带书都没了，却为生活所迫，去偷书。当人们嘲笑他时，他极力给自己辩解：“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维护自己作为读书人的尊严，反映了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对读书人的毒害，控诉了科举制度的罪恶。

孔乙己在人们心目中没有地位，是个可有可无、可笑可怜的多余人。他连名字都没有，是人们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里摘的字作为他的名字。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断腿，遭受了那么大的欺侮，在熟识的咸亨酒店里竟然得不到人们应有的关切、同情，受到的仍是讥笑；对于丁举人的凶残行径，却也没有谁站出来表示一点愤慨和不平。没人关心他的健康，没人关心他的死活。他坐着用手离开酒店后，人们只是推测“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揭示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社会对于不幸者的冷酷，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病态。

孔乙己内心是善良的，教“我”写字，希望“我”当掌柜的时候能够用上，他本来钱就不多，用仅有的钱买茴香豆后，还要分给孩子们吃，并且一人一颗，每人都有。但是作为孩子的“我”却对他爱理不理，瞧不起他，吃茴香豆的小孩也嘲笑他，这也为孔乙己增添了一丝悲凉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