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我们的做法、法院的裁定、政治家和法学家的意见及英国两个世纪以来的先例，可以肯定的是，暂停人身保护令是《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行政当局无权暂停人身保护令。林肯擅用手中的权力，暂停了没有任何敌对行为的州的人身保护令。他滥用权力，使其成为支持肆意逮捕政策必需的权力。随后，威廉·H.苏厄德开始效仿林肯，而后是埃德温·斯坦顿。因此，提出辩护十分必要。先例被搁置一旁，因为此时的美国面临着联邦《宪法》通过以来最大的困境。
根据1863年3月3日通过的法案，威廉·H.苏厄德和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必须向国家法院的法官提供“重犯或政治犯”的名单。但我没有找到类似的名单。事实上，独裁政府的发展速度非常快。1863年9月，萨蒙·P.蔡斯惊讶地发现，除了自己，林肯和内阁所有成员都不熟悉1863年3月3日通过的法案条款。
经过认真思考，我毫不犹豫地谴责在没有参战的州进行肆意逮捕和干涉新闻自由[10]的做法，更何况这些州的法院一直开着。做出判断前，我研究了克莱门特·法兰迪加姆在众议院发表的演讲，民主党刊物上的相关评论及“铜头蛇”在公共场所的谈话。在公共场所，民主党人似乎忘记了谨慎和克制。此外，我还注意到，人们的批评越来越尖锐，爱国人士一直在向当局申诉对“宣泄叛国情绪”的不满。然而，我坚信所有法外程序都是不合理、不必要、不正确的。因此，使逮捕的罪犯应该依法受到起诉，或他们的行为如果不构成犯罪，就应该无罪释放。詹姆斯·布莱斯写道：“从奥利弗·克伦威尔以来，林肯行使的权力比任何一位英国独裁者都多。但应该补充的是，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独裁程度远超林肯，严重违反了英国《宪法》。”我从读过的英国历史资料和做过的英美比较研究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此外，林肯本性善良仁慈，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威廉·H.苏厄德和埃德温·斯坦顿粗暴的行事风格，对后人影响深远。历史和传言都证明，林肯尊重《宪法》和法律，品格高尚，功绩卓著。因此，从内战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认为，威廉·H.苏厄德和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下令实施的种种暴行并不是林肯授权的。我没有发现林肯亲自下达的逮捕令，但他默许了所有逮捕行为[11]。面对与路易十四的逮捕密令一样专断的命令，林肯对肆意逮捕行为负有责任[12]。
詹姆斯·布莱斯（1838—1922）(www.zuozong.com)
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
战争部和北方联邦军的技术专家没有为步兵配备后膛装弹步枪，遭到了公众的批评。公众的批评是合理的。战争部一直拖延着，错过了时机。1859年12月1日，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在报告中说明了后膛装弹步枪的实验结果。他说：“新武器近乎完美……一个会用后膛装弹步枪的士兵相当于两个或三个使用前膛装弹步枪的士兵。相关政策要求我们采取措施，将新武器逐步运用到战场上。”但1864年10月22日，军械负责人向埃德温·斯坦顿报告说：“除了极个别人，军中的后膛装弹步枪仅限骑兵使用。”1864年12月5日，他重申道：“作战经验表明，对步兵和骑兵来说，后膛装弹步枪远胜滑膛枪。我们应该立即采取措施，将国家兵工厂和私人工厂生产的滑膛枪换成后膛装弹步枪。”1862年，本来应该有人意识到武器问题，向林肯、战争部和国会强调其重要性。1848年革命和1864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中，普鲁士人早已使用后膛装弹步枪。在罗伯特·E.李投降前一年，北方联邦军中的步兵早就应该用后膛装弹步枪作战。少数几个拥有连发式后膛装弹枪的北方联邦兵团作战迅猛。持后膛装弹枪的军队和持前膛装弹枪的军队进行了一场与克尼格雷茨战役[13]类似的激战，这戏剧性的一幕本来预计会在1864年的弗吉尼亚州战场或佐治亚州山区上演。在战术方面，北方联邦军不及普鲁士人，但美国人的创新才能并没有错。联邦政府已经拥有优良的武器。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联邦政府的技术部门与宾夕法尼亚铁路或部分大型制造公司的技术部门能力相当，北方联邦军一定会拥有更先进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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