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的前身是什么？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意识到科技事业和科技人才对国家建设发展的重要性。1939年，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延安成立了延安自然科学院，一方面是为解放区的经济建设服务，另一方面是为新中国的科技奠定基础。实践证明，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成立和运行的确对促进陕甘宁辖区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积极团结、尊重科学家，并通过各级党的地下组织在重要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地对科学家进行宣传、动员，挽留了一大批科学家，并阻止了大批研究机构迁往台湾。最典型的例子是，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派来的两架专机停在北平南苑机场，国民党政府派了说客，许了很多诺言，但北大、清华的大多数学者、教授们就是没有登机，而是选择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仅北平研究院90名会员中就有68名会员选择留在大陆，选择去台湾的会员只有5人，仅占6%。这一数据表明学术精英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统治深恶痛绝。在挽留科学家的同时，即使是在城市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我们党也特别重视对科技机构的保护。北京就是通过做了大量艰难的工作才实现和平解放，从而保护了一大批北京的科技机构。上海解放战争中也明确规定不使用重武器，而且划出了重点保护的科研部门。通过地下组织，积极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保护科研单位，使大量的图书资料、科研仪器和其他财产得以保存下来。

较为完整保留下来的科研精英机构包括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和中央地质调查所等，这些机构成为解放后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的前身。中央研究院全称“国立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1928年成立于南京，是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建立的。1928年4月10日，颁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规定国立中央研究院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宗旨为“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以谋科学之进步，人类之光明”。研究范围包括数学、天文学与气象学、物理学、化学、地质与地理学、生物科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社会科学、工程学、农林学、医学等11个科学组类别。《条例》还对组织、基金、名誉会员等做了规定。4月20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五十六次会议任命蔡元培先生为院长。1948年3月召开年会，选举确定了81名中央研究院的首届院士，其中人文组院士28人，数理组院士28人，生物组院士25人。中央研究院14个单位，成建制迁往台湾的只有管理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占中央研究院14个单位的14%，其余11个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及社会学所全部留在了大陆。81位院士中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达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原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郭沫若被聘为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等著名科学家被聘为副院长。

北平研究院是国民政府时期与中央研究院同时存在的综合国立科研机构，以留法学者为主体成员。1929年9月9日成立于北平，由李煜瀛任院长。北平研究院隶属教育部，下面分设行政事务与研究机构两部分。行政事务设总办事处，处理全院行政事务。研究机构分理化、生物、人地三部，设物理、化学、镭学（后改称原子学）、药物、生理、动物、植物、地质、历史等9个研究所和测绘事务所。除药物、镭学两个研究所设于上海外，其余各所均设在北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北平大学副校长李书华于1938年8月在昆明成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遂将物理、化学、生理、药物、动物、植物、地质、历史8个研究所迁至昆明，继续开展研究工作。抗战胜利后，除生理所暂设上海外，其余各所均迁返北平。1948年8月，北平研究院选出了90位“会员”，与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遥相呼应。两院所选出的院士与会员都是当时国内著名的科学家，在学术上均有光辉灿烂的成就，是代表着所属学科的权威专家，都是新中国成立时最宝贵的人才资源。1949年10月，北平研究院为中央研究院接管。

中央地质调查所（简称地调所）成立于1913年，翁文灏任所长，是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的地质调查机构。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主要地质调查工作大多数由其组织完成。地调所的科学家们在河北、山东等地测量绘制地质图，并开始了中国最早的岩石、矿物和古生物的调查工作，从而结束了依靠外国人在中国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的局面，为中国近代地质科学的发展起到重要奠基作用，孕育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地学的不同分支领域，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中国地质精英，完成了中国近代的大量地质调查和科学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又为新中国的地质事业的发展输送了人才，使新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抗日战争期间，地调所迁至四川北碚，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1950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任命李四光任主任委员，尹赞勋、谢家荣任副主任委员，统一领导新中国的地质工作。全国地质机构开始实行大的调整，地调所和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等机构同时宣告撤销。(www.zuozong.com)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它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38年4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从在长沙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1937年8月建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到1946年7月31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停止办学，西南联合大学共存在了8年零11个月。西南联合大学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为中国以至世界的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因其成就显著，有“内树学术自由，外筑民主堡垒”之美誉。8年时间，西南联合大学虽然只培养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汤用彤的《中国佛教史》、钱穆的《国史大纲》、冯友兰的《贞元六书》、金岳霖的《知识论》《论道》、陈序经的《文化学系统》、潘光旦的《优生原理》和《性心理学》、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周培源的《湍流理论》、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等论著，后都成为各学科的奠基之作。

除以上三个最著名的研究院所和高校外，原国民政府部门的中央工业实验室、中央农业实验室以及各高等院校的各类研究所以及地方的西部科学院、静生生物调查所和地理所、长春的大陆科学院、大连满铁中央试验所，以及隶属学术团体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隶属民间企业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等共同构成了新中国成立时的科技遗产和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