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尼采试图利用真理与谎言之间的矛盾来阐释艺术的本质时，在一定程度上，他就仍然是一名拘禁在他想要克服的传统中的囚徒。这种结果只能是一种颠倒的柏拉图主义。而尼采一开始就把他自己的哲学理解为如下的内容。在1870年，他写道:“我的哲学是一种颠倒的柏拉图主义，它越是远离那真正的存在，那么它就越纯粹、越美丽、越完善。在表象中生活就是目标。”(KSA，7:199;参看Heidegger，N，2:176，469)
尼采对这种形而上学传统的依赖也非常明显地表现为:在《悲剧的诞生》里，尼采步着叔本华的后尘，辨析了世界意志和(阿波罗的)表象世界，并由此保留了康德哲学对真实和表象之间的区分。[29]然而在尼采后期作品里，我们看到他多次尝试着通过克服(verwindung)真理与表象之间的对立来超越这种形而上学的传统(以及其中潜藏着的形而上学和隐喻之间的矛盾)。[30]这一点在我之前引用的《真实世界如何最终变成一种寓言》里表现得很清楚。根据叔本华的哲学，尼采认为真实的世界已经成为一种可以去除的冗余观念，他又说:“真实的世界——我们已将之废除了。剩下的是什么世界?那个表象的世界是吗?绝不!我们废除真实的世界的时候，表象的世界也一并而逝了。”(TI，486)由此可见，尼采颠倒的柏拉图主义似乎是一种扭曲的柏拉图主义(参看Heidegger，N，1:208)。当否定了真正的、超验的概念世界之后，与之相对的感官的表象世界也就不复存在。“表象”这一概念，从幻相的意义而言，指的是和它自身显现的不同的事物。但是除了在早期，尼采从未否认事物能够表现自身，但是“自身之外的东西”也必然是表象，因此，它不值得继续用表象去言说(参看Visser，1989，175)。
当尼采仍然继续用“表象”这一概念来表示事物的唯一的真实时(KSA，11:654)，在维瑟看来，这不仅意味着“真正”的真实是不可获得的，而且还把那诱人的表象当作了自我显现的光辉。我们所谓的真实应该理解为一种无限的不可穷尽的解释(GS，336)。[31]在这种世界游戏的背景下，通过存在者的表象逐渐形成的过程，隐喻以一种非形而上学的方式可以被视为存在。如果现实整体包含着隐喻的解释，那么在纯粹变化的层次上，就不能再视之为真理和表象。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我们可以说，在解释的过程中，每一次对不同存在者的去蔽，都是因为这些去蔽而对其他存在者的遮蔽。
尼采的思想不仅破坏了重新确立起来的表象和真理之间的对立，而且它也意味着克服了形而上学传统特有的其他一些对立面。而永恒轮回的同一性命题(ewigeWiederkehr des Gleichen)[32]——我们可以称之为尼采的最内在和崇高的思想——可能最充分地阐释了这一点。简而言之，这个命题“在一张纸上草草写就了卷首语:‘超越人与时间6 000尺’”(EH，99;注释部分，请参看KSA，9: 494)。也就是说:曾经发生的一切将永远地重复自身。一方面，尼采似乎想把这个命题作为一种宇宙论的命题(在尼采的注释里，我们发现他曾想论述这一命题——比如KSA，9:498)，而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我们马上要看到的:美学的)命令，一种世间活动的指导方针，它没有事先给定的目标，但必须去遵守，“你想要做的任何事情的问题在于:‘我希望永远把这件事做下去’，这就是最为沉重的问题”(KSA，9:496;参看GS，273-274)。[33]
首先，因为永恒轮回的命题，存在与变化之间的形而上学差异失去了其绝对的矛盾性，“世界存在着:它不是变化的，也不是流逝的。或者，应该说:它变化，它流逝，但它从不开始去变化，从不停止去流逝——它在这两者中保持自身”(KSA，13:374)。“万物轮回是变化的世界最近于存在的世界的地方——凝神观照的极致”(WDB，3:895)。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从另一种视角来理解伟大风格的艺术家将变化当作存在的属性的意图。在简短地介绍永恒轮回的命题之后，尼采在他自己的笔记中认为，我们常常渴望重新体验美好的艺术作品，他写道:“通过这种方式，人赋予其生活以境界，并对他的各个方面也抱有同样的希望，这就是主要的想法!”(KSA，9:505)当伟大风格的艺术家想要将存在的印记施加于变化之上时，那么这并不是要飞离这昙花一现的世界，而是对这个世界抱有可以想象的最高的肯定。(www.zuozong.com)
接着前述内容的是有限与无限之间的矛盾也不再尖锐了。在永恒轮回的同一性的经验里，永恒不再是某种生活之外的东西，恰恰相反，它就在当前的每一刻(参看Br9cker，1960，17;Fink，1960，173)。于是，有限与无限在一切活动中相互渗透。在这种意义上，永恒轮回的命题可以理解为一种对诺瓦利斯的浪漫主义渴望的极端化表达，它渴望着有限与无限、永恒与瞬间、平庸与崇高彼此的交融(参看0.2节)。
永恒轮回的同一性命题的另一个矛盾是必然与自由之间的克服，“宿命论的缩影不过是偶然性和创造性”(KSA，11:292;参看Fink，1960，89;对于尼采偶然性问题的深入探讨，请参看6.8节)。当万物无止境地重复自身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闻所未闻的宿命论，别忘了，我们所做的事情之前已经发生了无数次，但是基于同样的理由，可以说，我们在我们存在的每一刻都会面临决定，而这些决定不仅会影响不久的将来，而且也影响到未来每一次的重复。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尼采把永恒轮回的命题视为最重要的命题，在小说《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里，昆德拉一开始就对尼采的永恒轮回命题进行了反思，他说:“如果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都有无数次的重复，我们就会像耶稣钉于十字架，被钉死在永恒上。这个结果是可怕的。无法承受的责任重荷，将沉沉压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Kundera，1984，5)“在这样的世界里，万物显现自身，而失去了事物瞬时性所带来的缓解环境。”(Kundera，1984，4)但另一种选择却意味着:一种没有最沉重的负担的生活，一个上帝死了的世界是否失去了所有的意义?“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空气还轻薄，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他的活动和他们一样自由而毫无意义。”(Kundera，1984，5)是否更应该去选择无法承受的存在之轻，而不是沉重的负担?难道沉重的负担不也是生活得到最强烈的满足的景象吗?“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Kundera，1984，5)查拉图斯特拉也号召我们去真实地面对尘世，并接受那负担(Z，42)。
在《悲剧的诞生》里，尼采许下了心愿:我们的文化将产生一个创作音乐的苏格拉底，一个能够承受悲剧的思想而不陷入这种或那种放弃生活的形式中的艺术家—哲学家(B，70，85)。那将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创造出新的神话，并由此忘却了他隐喻性的活动，但他同时有勇气清楚地看透这种遗忘，并能作为一个积极的虚无主义者，反复地以变化之名去摧毁他的创造物(参看WDB，3:557)。然而，问题在于人是否真的有这样的勇气去承受永恒轮回的思想。在《悲剧的诞生》里，尼采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B，75)，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我们看到只有超人能够用悲剧智慧的眼光真正地面对尘世(Z，41-42)，但是，如果尼采把超人理解为一种人的隐喻(转换)，那么超人的产生就依赖于“优等的人”超越自我的创造，而这种人不会受到颓废的感染。因此，问题在于这种转换是否会真正地出现。普遍存在的虚无主义不正意味着我们永远地注定是“最末后的人”吗?最末后的——后现代的——人快乐地沉溺在虚无主义之中，懒散闲适至极。“不断的一点小毒药:那制造了许多美梦，最后变成大毒药成就了一种快乐的死。他们仍然工作着，因为工作是一种消遣。但他们小心翼翼地，唯恐这消遣伤害了自己……‘我们发现了幸福’，这最末后的人说，眼睛一闪一闪地。”(Z，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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