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保罗·萨特是存在主义美学的又一位主要代表。存在主义美学从德国转向法国，且后来以法国为中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能否认萨特在其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比之其他存在主义美学家，萨特的存在主义美学对西方电影的影响也更为直接。而且，在中国的知识阶层和公众心目中，似乎对萨特及其存在主义也相对更熟识一些和易于理解。
与海德格尔一样，萨特思想的形成也受到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等反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萨特也曾是胡塞尔的弟子，所以他的哲学中也有明显的现象学痕迹。他又从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那里承袭并发展了存在主义。在《辩证理性批判》中他就曾直言:“1933年，我第一次读到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的著作……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受了他们的影响。”[45]他一生著述颇丰，主要哲学和美学著作有《想象》、《想象心理学》、《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什么是文学》、《辩证理性批判》，等等。此外他还写过不少极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
萨特的美哲学主要由以下几个核心思想构成。
(1)“现象学本体论”。他曾把这一名称作为其基本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的副标题。他认为“现象不掩盖本质，它揭示本质，它就是本质”[46]。就其方法论而言，这种逻辑也颇类似中国禅宗的思维方式，但他旨在说明的是，存在先于本质，而且强调存在首先是人的存在。没有内容的纯粹意识是一种虚无，虚无即是对存在的否定。但他非常看重“我思”，笛卡儿曾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萨特则从“我思”出发来构建自己的体系。他指出，人完全可以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在思想，所以我必然存在着，并宣布“世界绝没有一种真理能够离开‘我思故我在’。……因为离开了笛卡儿的‘我思’，一切观点都成为只是或然的，而一种真理约束的或然性学说，一定会缥缈不定”[47]。不过，笛卡儿的“我思”，是一种逻辑的理性的思维，而萨特所言之“我思”是一种反省前的“我思”，其中无主客体的区别和对立，实际上就是一种纯粹意识，一种非自我的虚无。依他的观点，说到底人生本就是荒谬的、虚无的。
(2)人是绝对自由的，“人注定是自由的”，“我们被判处了自由这样一种徒刑”。他说:“人的本质寓于他的自由之中，我们所说的自由是不能同‘人的现实’的存在相区别的，人并不是首先存在着以便在后来成为自由的，在他的存在和他是自由的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48]这就是说，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而且它贯穿于人的整个存在之始终。显然这种自由是一种无视客观规律、无视社会关系的绝对个人自由。在萨特看来，人是孤独的，又是自由的，所以孤独的个人是可以“随意选择”的，这种不受社会制约的自由，显然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实际上有着显著的盲动性和无政府主义色彩。中国的道家和禅宗也讲究追求自由，但同时又承认社会的秩序性，如伦理、道德、制度、信仰、信念等本身都具有一定的秩序性。也就是说既要逼近自由，又要正视客观规律和社会现实。所以禅家的人生观是既不能太执著，又不能超脱至飘飘然，此即所谓不离“俗谛”，又贴近“真谛”的“中道”。然而，萨特又从人的绝对自由观中推导出人可以通过“自由选择”来创造自身，按照自己的思想造就自身，“人，不外是人所设计的蓝图，人实现自己多少，他就有多少存在”[49]。如果这种设计和实现是不妨碍他人的，那么它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和有实践意义的。为此，他的哲学又被称为“行动哲学”，即必须靠“行动”去争取，去创造，去实现。
(3)“他人就是地狱”。这句名言出自萨特的剧本《禁闭》。在《禁闭》中，舞台是地狱，三个鬼魂在活动着，一个是因为背叛而被枪毙了的加尔散，一个是赶丈夫的情妇引起丈夫自杀的伊内丝，另一个是溺死私生子而犯法的艾丝黛尔。在地狱里他们互相角逐，折磨对方，三人中只要有两个人在一起表示亲近时，第三个人就进行破坏，他们都无法摆脱别人对自己的牵扯。这三个鬼魂当然也是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缩影。因为萨特认为:“从我存在的时候起，我就在事实上对‘别人’的自由设定了界限，我就是这个界限。”[50]后来，他又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承认了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是不可分离的:“我们要求自由的时候，发现它原来完全依赖于别人的自由，而别人的自由又依赖于我们的自由……”[51]这当然是萨特自身观念的一种进步，这种进步也与他投身于当时的反法西斯运动有关。而且，他的“绝对自由”论，在德国占领期间的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此基础上，萨特提出了美的本质的基础是自由，它只能由想象来界定。他说:“现实的东西绝不是美的，美是一种只适合于想象的东西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在其基本结构上又是指对世界的否定。”[52]萨特完全否定现实生活的美，这显然是错误的，但用它来解释艺术美，即通过艺术家的想象来创造出高于生活的美，这又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而且他对现实的否定，又旨在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和有可取的一面。萨特把美看成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把美与人的命运联系起来考虑，这也值得肯定。他还进一步指出，审美活动是“了解非现实的对象的一种方式”，因为“‘美的’东西便是某种不能作为被知觉经验到的、而在其本性上又在世界之外的东西”[53]。
同时，像康德一样，他认为审美活动必须排除占有欲，不应涉及利害关系。他认为在赞美一个女人的美时，“我们是不可能同时处在审美的水平与肉体占有水平上的”[5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萨特以一个战斗者的口吻，提出了文艺创作应当介入生活，“……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55]。而所谓介入，首先就是揭露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异化现象，进而消灭这种异化现象。他号召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坚决保卫民主和自由，甚至提出“用笔杆子来保卫它们还不够，有朝一日笔杆子被迫搁置，那个时候作家就有必要拿起武器”[56]。(www.zuozong.com)
萨特的美学观与文学创作始终紧扣着他的存在主义思想，其中也难免有一些阴暗的东西。例如他通过一部以日记形式写成的小说《作呕》，来说明“作呕是一种非命题的存在”，也是关于存在的体验，而存在具有“偶然性”。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来描写主人公安东纳·洛根丁的生活，洛根丁整天在街道、公园、酒吧闲荡，他在从事“历史研究”期间，一方面经常出入图书馆，一方面又不时与老板娘调情。当他查阅了资料后，他得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结论:人生以及自我都值得怀疑。他想问现实世界到底是什么，他自己又是什么。突然间他被“作呕”抓住了，在“作呕”的过程中，萨特借主人公的心理漫游、病态联想、荒诞的意念、幻觉，来阐发他关于存在、本质、虚无、偶然性等诸多命题的重要的哲学思考。洛根丁的“作呕”过程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周围事物产生生理上的直觉的作呕，二是自我对于意识的理解。他通过洛根丁将客观世界驱逐出自我之外，以此来“净化”自我。同时又指出，“我的存在是偶然的”(《作呕》)，人只要发现偶然性，就会“作呕”。而且，“任何偶然性不是一种假象，不是一种可以被人消除的外衣，它就是绝对，因而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作呕》)。
萨特认为，人只能体验“自为之物”，而难以认识“自在之物”，世界如此荒诞丑恶，人生如此无可奈何，唯一的出路就是死亡，这是《作呕》中所描绘的情景，其目的是为了强调人生的荒谬性。但是到了后期，萨特的自由学说逐渐成熟，他向往过马克思主义，靠拢过无产阶级，并积极参加和支持1968年学生、工人造反的“五月风暴”，在六七十年代中，他又先后谴责前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他曾企图以存在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不重视人学，“不承认自己的贫血症”，他的努力就是要“把人恢复到马克思主义之中”，“一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把人的高度(即存在的计划)作为人学的基础而加以掌握的时候，存在主义就再没有存在的理由了”[57]。因此，对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美学必须实事求是地作具体分析，应当看到他本人的思想中所包含着的巨大矛盾，只有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解析，我们才能真正从整体性上去把握萨特的存在主义。
毋庸讳言，在西方电影史上，萨特的存在主义对现代主义电影的走向起着极大的精神作用。“新浪潮”电影在叙事结构上的革命，就是一大批电影工作者对现实、人生和自我所作的存在主义式的观照。“二战”以后，西方世界陷入一种空前的信仰危机，过去资产阶级所倡导的正义、民主、博爱、平等，似乎都已不复存在了，人们的确感到世界是荒谬的，人生在世是如此的孤独和不自由。深受萨特存在主义影响的戈达尔，在其多部影片中表现了现代西方人的精神危机，集中展示了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和个体人格的混乱与荒诞。
如前所言，戈达尔的《精疲力尽》可以说是对存在主义哲学的一种形象化阐释。影片中，男主人公米歇尔就是一个追求绝对自由，充满着盲动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青年。他与美国姑娘帕特丽夏的关系也是荒谬的，无秩序可言的，他们先是同居，后来帕特丽夏又将他出卖给警方，接着她又反悔，催促米歇尔赶快逃命。戈达尔在影片中并未对帕特丽夏的行为作出任何解释，在他看来人生本无理由可寻，就像萨特所言:“我们出生荒谬，我们死亡也是荒谬。”[58]戈达尔的另一部代表作《狂人皮埃洛》则从另一角度对存在主义思想作了生动的演绎。影片中的费迪南厌倦了虚伪的家庭生活，与保姆玛丽亚娜厮混，两人又盲目地踏上了逃亡之路。一路上费迪南莫名其妙地受保姆指使，干了许多冒险、犯罪的事情，最后自杀身亡。影片一上映就震动了法国的影评界，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毫无次序的引述所组成的一盘大杂烩”。有人则肯定说“影片充分表现了人的焦虑和不安”。实际上，这部影片完全可以用萨特的存在主义去作解释和分析。影片中人物最后选择死亡，不禁又令笔者想起90年代的日本电影《失乐园》，片中的男女主角应该说都属知识阶层，尽管男女双方年龄相差较大，但两人邂逅不久便产生了感情，他们的真爱冲破了社会、家庭以及伦理道德的约束，但他们虽疯狂地偷情做爱，可双方又都不愿离婚，对现有的家庭也仍有感情。换言之，他们仍怀有着现代人的道德感和自律性。因此，他们不是该遭谴责的对象，反倒是该同情的一对，他们最后在达到性高潮时双双服毒自杀，临死前各自都很“幸福”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毫无疑问，萨特存在主义中的“偶然性”、“自由选择”、“作呕”心态，直至走向死亡等，在影片中都有所反映。
60年代中后期，戈达尔渐渐转向借用电影来评论现实，创造了所谓“电影化论文”。他不断采用多种间离手法，将纪录片镜头、演出场面、鼓动宣传混合在一起，在互不连贯的影像中插入字幕、照片、动画片、漫画，使用各种象征性隐喻，有时又使画面与声带脱节，引用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语录，以此来改变传统的戏剧化结构和银幕幻觉。同样，法斯宾德在拍摄影片时，为了使观众不再变得被动和无创造性，也经常采用间离手法，以影片中人物的静止、缺少动作来影射他们的不自由，借用一种类似无声电影的格调形成时代的距离感。他的《冯塔纳的艾菲·布里斯特》意在对社会进行批判，揭露一种虚伪、陈旧的道德观。为使电影保持原著的文学意味，他还将原小说中的段落以字幕的形式映现在银幕上，甚至亲自用画外音一段段地来朗读小说，让观众自己去“读解”影片。他曾这样说过:“我想拍的是这样一种德国电影，它尽管也具备好莱坞的特征，但是不像它那样虚假骗人，它们应该同时是能够对体制进行批判的电影。”[59]这与戈达尔所讲的“今天我们的任务是要把银幕从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它拥有的工具:报纸、无线电广播、电影、唱片、书籍等)强加给我们的一系列形象中解放出来”[60]如出一辙，都不禁令人想起后期萨特的种种激进的言论。
意大利的现代派电影也深受存在主义影响，如安东尼奥尼的《奇遇》、《蚀》等名片，都从各个不同的视角表现了人的精神空虚、绝对自由，人在孤独、冷漠中才体验到存在等等。颇耐人寻味的是贝尔托鲁奇于1972年拍摄的轰动一时的影片《巴黎最后的探戈》，片中的主人公保罗，是一位年近50岁的作家，因事业无成，妻子有外遇后又自杀身亡，使他感到极为孤独。他走进一所公寓租房，在公寓里遇到了年轻美貌的让娜，两人一下子互相吸引，立即在公寓里疯狂做爱。他们彼此不知对方的姓名，而且也互不了解对方，不愿打听各自的身份。后来让娜又回到原来的男友身边，却发现自己正在拍片之中……当让娜决定与保罗分手时，保罗不肯罢休，一直纠缠着让娜，最终让娜开枪打死了他。影片通过这对不同寻常的恋人的行为、心理和对人生的看法，典型地表现了存在主义的主题:揭示现代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人心的难以沟通，现代人的精神困惑和生活中的偶然性、无序性。同时也张扬着萨特所讲的:人是孤独的，“人是其存在先于本质的一种产物”。
电影中，保罗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存在主义式的悲剧人物。首先，他自始至终都很空虚，也很孤独。他与妻子只是生活在一起的两个陌生人，但他又不承认这是事实，所以对着妻子的尸体不断地说“我爱你”。但他心里又明白，他无法进入妻子的心灵世界，他妻子也从没有进入他的世界。他与让娜的相识与突然间爆发的性爱，是带有偶然性的，尽管后来他对让娜产生了感情，但实际上他们仍然互不真正了解，也无法解决现实中的种种矛盾。第二，保罗刚遇到年轻漂亮、性感诱人的让娜时，双方迫不及待地做爱，不仅仅是一种性冲动，更是一种处于孤独中的需要。那个公寓房间成为他们瞬间狂欢，暂时摆脱孤独、烦恼和失望，以至于逃避世界的“孤岛”。然而，这种瞬间的性爱是难以持久的，“孤岛”也总会受到外面世界的各种因素的渗透和侵蚀。电影中有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细节:在做爱后，他们发现了一只死老鼠。这预示着他们的爱情也必将走向死亡;而对于保罗而言，也许死亡是他最好的出路。第三，让娜与保罗一样，一开始也是一个孤独者，一切都使她感到迷茫和无奈，她尽管年轻、美丽，却无法确证自己感情的存在。后来男友出现了，又同她演戏，她觉得男友还不如保罗“真”，虽说她与保罗间互相不了解，但他们还能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他们在一起是赤裸裸的、不虚伪的。诚然，当她再次确证了自我的存在时，她看到了自己与保罗的距离和虚无的一面，她决定离开保罗。但是，当她像当初冲动地与保罗做爱时一样冲动地杀死了保罗后，她又能怎样，又会怎样呢?影片留给观众的想象余地也是耐人寻味的。毫无疑问，存在主义对电影，进而也可以说对西方电影界思想上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